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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袖善舞李嘉诚,教科书式的全身而退

发布日期:2018-03-18 05:19:19 +0000

从12岁就开始工作的超人,终于放下持续了整整78年的工作,以46年5000倍回报的傲人业绩,为自己传奇般的商业生涯,盖上了浓重的戳印。


超人乃当之无愧的商界超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斡旋于商政之间,任窗外风疾雨骤,我自巍然不动。历经数次金融危机,都不曾伤到筋骨。连续15年荣膺华人首富,最后宛若世外高人一般,安然而退,唯有以下二字,可表我胸中之情:



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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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民众便痛恨官商勾结。翻开书本、打开电视,义正言辞的清官明君,口口声声为民作主,打得贪官奸商们满地找牙,人民群众跪地三呼,“青天老爷”、“圣上英明”。


每每看到此等狗血情节,我不由地眼镜大跌,下巴落地,感觉智商受到了3万点的伤害。时代早已不同,如今就是要官商一家啊!官民一家才是变态。


从政、经商,认真揣摩就会发现,根本就是一回事:都是管理岗位,都是通过资源的调度分拨,谋求更多的财富积累。


一个是瞄准大方向后,鼓励地方创造财富,通过税收等方式收入国库,将财富记为档案中的一笔政绩。一个是洞察市场后,激励员工创造价值,将财富记为银行账户中一个数字。只不过官场更大,方方面面需要平衡的地方更多,官员不能像商人那般来去自由,目光需要更长远一些。


最顶级的官员从来不在意身外之物,纵横联合,一展胸中抱负才是最大的诱惑。这样的顶级官员更需要依赖商人创造税收,正如没有了钱,公司就不能运转一样,倘若国库空虚,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将是痴心妄想。


在农业占比越来越少的现代社会,一群屌丝试图以几句“大人英明”就获得关照,这才是不可理喻的。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便是招商引资。搞经济,离不开他们。


超人深谙此道,享受了诸多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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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是吃过苦的。因此当港人尖酸刻薄地问道“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李嘉诚”时,超人能够平静地勉励港人,每一个青年都可以。


李嘉诚: 从小我的爸爸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是小学老师。因为战争来到了香港,我12岁就要开始工作。我不到14岁他已经去世了。其实如果你自己肯做的话,每一个青年都可以。


超人生于广州潮州潮安县,5岁入观海寺小学读书。幸福的时日并不久长,6年后,日军侵华轰炸潮州,超人一家次年逃到香港,寄人篱下。从此身为港人,宏图伟业,从香港起步。


超人14岁辍学谋生,最早的工作是到舅父的钟表公司里,做一个泡茶扫地的小学徒。当时的超人并不被同乡看好,会看相的同乡认为其“眼眸无神,骨架瘦弱,未来恐难成大器”。有人说,缀学后的超人学会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


超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大概有16~18小时。众多鸡汤文都以此来激励青年,“超人都这么努力,你为什么不能”。只不过鸡汤文没有告诉青年,超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理人际关系上,办公室里始终挂着自己与风头正盛的政客的合影。


在宣布退休的业绩发布会上,超人也坦言,当年一晚的应酬就能花掉一年五千的收入。


李嘉诚: 对股东来说我已经尽我的全力。我们公司在1971年上市时,我已经决定用我一生的精力去创造一个上市公司,去报答支持我的股东。所以这46年来我从来没有拿过任何花红,而是回馈我的股东。我一年只拿过五千块。 但是我当年一晚的应酬已经花掉了我一年五千的收入 。我也是股东,但不是百分之百的股东,总之我很高兴,很荣幸做这样的事情。


超人的故事的确是非常励志的,但是你要能够看清,他是在何处励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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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小平同志就曾单独接见超人,为超人捐建汕头大学的义举点赞。90年,伟人更是不计较前嫌,忽视超人在中英谈判时说过的不同意见,再次单独会见,“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



93年的时候,已经涉足房地产的超人,受到董建华的邀请,来北京投资房地产。中远集团的董事长将超人引荐给了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陈市长正背负着长者托付的任务,向爱国港商化缘,要为北京人艺建立基金会,改善文化工作。


陈市长首先想到了董建华,这位董先生后来成为首任香港特首。董先生大笔一挥,100万美元到帐。陈市长跟超人谈起化缘一事,超人立马追问“董建华捐了多少”,之后更是不顾领导的大力劝阻,坚持“我要比他捐的多”。


最终超人得偿所愿,出资1300万,比董先生多出500万。其实当时还有另一位港商出资了500万,只是多年以后,陈市长早已不记得他,只以爱国港商代之。


94年,超人参加北京市城市改造项目时,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陈市长特批“只此一例”,21天后谈判完成。超人从此在北京得心应手。更妙的是,95年后,陈市长因为从这笔文化基金里拿走了55万而下台,超人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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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的长子年幼时被张子强绑架,后来颇为低调。与长子相比,没有心理阴影的二子就活跃多了。


98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二公子单凭一个计划书,就免费获得了一片64英亩的土地。时任特首董建华本想借助超人的影响力,打造一个可以带领香港转型的数码港,结果二公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搞成了地产项目。


让二公子得到“小超人”之称的香港电讯收购案,更是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获得了四家大银行支持,撬动1000亿港币。六年后,电讯盈科市值蒸发90%。三年后,电讯盈科私有化,多少投资人再无翻身之日,二公子却毫发无损。


在富人主事的香港,超人是百分百的大哥。92年,香港还在英国政府手里的时候,立法局的9名非官方议员中,就有6位是超人的私人幕僚。回归过渡期里,超人不负伟人期望,不仅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会的委员,好友董建华更是成为首任香港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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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香港特首换届,超人公开支持唐英年。孰料,唐英年参选败北。


超人不仅精力旺盛,嗅觉更是锐于常人。唐英年12年落选,13年超人撤资的动作就浮出水面,一边零星抛售两地物业资产,一边大笔收购欧洲公共事业。


超人具体嗅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已,我们只知道700万人口的香港,只有不到300万套房子,同时还有70%的土地尚未开发。每每要去开发剩余的土地时,总是招致各种反对。民主制度下的香港,历经2174小时的会议,都无法定下一条法规,十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点算法定人数。


被高房价绑架的香港早已死气沉沉,有钱人在香港如同天龙人一般,不明底细的香港底层民众,正在将一切责任推给大陆。我们更不敢妄加揣测,远在北方的大陆领导人,是否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2015年,超人200亿出售上海资产时,终于有人坐不住了。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发布了著名的《别让李嘉诚跑了》:


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 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 ,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 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 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这篇饱受批判的文章,讲了真话,“没有权利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超人来大陆之前,已经在香港的房地产行业里摸爬滚打了数十年。超人带着上帝视角来到大陆后,只是零星地建设了一些房子,主要是囤积了很多很多的土地。即便在房价飞涨的时候,政府严厉打击囤地,超人依然能够安然持有十年以上。


地方政府学会了通过卖地筹集城市建设、产业投资的资金,据说也得到了超人的指点。卖地筹资,一旦踏上这条路,就难以回头。这么容易的来钱方式,让地方政府更加不思进取、寅吃卯粮,最后只能以不断推高地价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将三代国民的积蓄一扫而光。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囤地比辛辛苦苦地盖房卖房要划算太多了。


2017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为61462亿,中央3825亿,地方57637亿。这6万亿的收入主要由土地出让金和彩票销售收入组成。主要由税收组成的一般公众预算收入17万亿,其中直接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为1.6万亿。从全国来看,总计23万亿的政府收入中, 卖地收入占比25% ,在缺少税收来源的地方,这个比例只会更加触目惊心。


对土地财政的强烈依赖,已经让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像香港的有钱人那样,锁定土地的供应,持续地收缴国民未来30年的薪水。


智囊公开批判,然而超人的行动早已经展开,从零星售卖,到大笔出货、公司重组,两年间,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事实上,2014年,超人大量抛出香港物业后,香港的楼市再度疯狂暴涨,超人不为所动,绝不恋战。


超人一边卖出物业,一边买入公众事业,顺手对两家最重要的公司进行了重组,长实、和黄,超人最主要的资产载体,被合并为一个新的公司。而这家新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在香港上市。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2015年时已然形成。


在内地频繁质疑超人撤资的时候,超人也出来回应了,“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是的,商人牟利,天经地义,商人需要让资产更安全,当然也是对的。超人当然不会直接讲,当年你们要的面子我都给了,现在后果需要你们自己担着。超人说:


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


超人作为港资,挥一挥衣袖,走得毫不留恋,空留万达、海航、安邦之流在一旁羡慕。被掏空了三代积蓄的国民,更是离不开这块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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