酣战通胀四十年：中国人财富观的变迁

1988年8月15日晚上，52岁的上海人陈映霞，正在自家狭窄的弄堂小房里，给全家布置战斗任务：丈夫去华联商厦抢洗衣机，大儿子去淮海路抢录像机，儿媳妇去第一百货抢鸭绒被，小女儿去徐家汇抢肥皂洗衣粉，她自己去豫园抢金首饰。

“你们要看牢自己的皮夹子，明天务必要买到！”陈映霞大手一挥，宛如指挥战役的将军。

陈映霞一家正在密谋的事情，无数上海家庭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策划：越来越多的消息在私下里流传，说是到9月份，街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商品，都要进行大涨价。弄堂里有邻居 耸人听闻地讲道： “现在能买金镯子的钱，到时候只能买金戒指了。”

8月16日一大清早，陈映霞一家就奔赴各条战线，结果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很多商场不到10点就已经卖完全天的货，银行门前更是排起了取款的长队。到了20号，部分商品已全部售罄，到了28号，食盐和火柴需要凭票供应，铝锅甚至要结婚证才能购买。

在上海之外的全国，物价闯关引起的抢购潮也在风风火火地上演。济南有市民用板车运回家100公斤盐；广州一女士扛回家10箱洗衣粉，足够五年用； 北京一位老师商店去晚了，只抢到200盒火柴和够喝一年的酱油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攒的那些钱，从一本本银行存折，变成了一箱箱消费品。

涨价是那些年的时髦词，一直要等到很多年后，老百姓才能熟练地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 通胀。

在日后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中，这一年被重点标记：“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之后刚刚攒了些许私人财富的中国人，第一次面临“如何抵御通胀”的这个难题。“理财”这个词汇，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完全陌生，他们只能依靠给自己储蓄保值的本能，把平时存在银行里的钱，换成保值的黄金和耐用品，以及短缺的消费品。

抢购商品，上海，1988年

陈映霞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丈夫在一家国营饭店做厨师，自己在上海家用化学品厂做会计，单位效益都不错，但全家生活节俭，若不是涨价的传言搞的人心惶惶，她也不会有如此魄力，将存折上的钱取出相当一部分，抢购那些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

多亏她的统筹调度，一家人在排了几天队后，终于把抢购清单上那些该买的、不该买的都统统攒齐。不过他们一家人来说，尽管物资短缺的1988年只是特殊的一年，但这种力图让家庭财富保值的战斗，陈映霞一家还要参与很多次。

在往后的那些年里，中国人的 财富跟这个国家一起飞速成长，而管理这些财富的观念和手段，也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从时髦到普及，从漠视到主动的种种变化。

01

陈映霞们能有用来排队抢购的钱，还是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个人财产仅限于基本的生活资料，居民跟财富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所有”，更谈不上是一种“权利”，而“管理”这种概念更是彻底湮灭。

从均贫富的社会形态，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条路并不容易。1979年2月1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59天，《 人民日报 》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万元户”的事迹，一石激起千层浪。

主角黄新文，曾因多腌了几桶咸菜，就被批评成“ 割资本主义尾巴 ”，这会儿又推上了风口浪尖。潮水般的信件向他涌来，大江南北数亿农民们将富裕起来的希望，寄托在万元户黄新文身上：有的询问他会不会养河蚌珍珠，有的咨询他如何培植蘑菇……

在那个工人平均工资不到30元，5毛压岁钱就很有面子的年代，有人质疑： “每年收入1万元，肯定是歪门邪道！”

这让黄新文感到惶恐，幸好《人民日报》很快又发表了社论，再次给予舆论支持， 公社党委书记也力挺黄新文，鼓励他向乡亲们传播养猪技巧，并规定，凡是年收入过万的家庭，都送一只烧猪以示鼓励。没过多久，公社就送出去二十几只烧猪。

一旦打破了思想桎梏，全国人民致富的积极性就完全被激发了起来。“万元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最强音。河南卖花的陈书奇、广东卖早餐的容志仁、武汉经营百货的谢明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演绎了创富故事。

1982年宪法改变了只保护“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提法，改为保护“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不过，这一阶段先富起来的人多数来自体制外，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更青睐体制内的稳定，因此对他们既羡慕，又轻蔑。

直到“温州八大王”和傻子瓜子先后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中国人的创富热情才被彻底点燃。不过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里，大家在劳动致富的轨道上一路奔驰，没有渠道去做理财。这个阶段，老百姓就像勤劳的松鼠，源源不断的将劳动所得存入银行。

陈映霞两口子，就属于每月工资存银行的那种。陈映霞所在的单位，生产好几种全国紧俏的商品，效益很不错，加上丈夫常常被私下请去掌勺，收入很不错。陈映霞的大儿子，在大众合资厂工作，每月能存不少钱，儿媳妇的单位虽然效益一般，但胜在工作清闲。

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工家庭，日子过得很是红火，而全国其他几亿个家庭，也在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上升到1181元，翻了三倍多；而居民存款总额却从210.6亿元直线飙升至3801.5亿元，足足翻了18倍。

不过在那个年代，银行几乎是唯一的理财通道， 储蓄≈理财，财富升值率≈银行定期利率。

直到今天，储蓄仍然是中国人理财最重要的手段。除了儒家文化里"崇俭黜奢"的传统外，造成这一现象的还有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面对日益增大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的压力，他们需要用储蓄，来对冲未来的风险。

当然，在那个年代，中国人除了银行也没有其他的理财渠道。不过从1982年开始，陈映霞和丈夫就经常在领工资时，收到一种叫做国库券的东西。这种花花绿绿的纸，长得像人民币，但又不能直接当钱花，陈映霞偶尔在急用钱时，托人按95折换成现金。

国库券宣传画，1987年

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国债，1982年，国债以国库券的形式向居民开放，这种“有价证券”从此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从刚开始“买的越多越爱国”，到后面单位强制摊派购买， 群众对这种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利息不能短期兑现的有价证券又爱又恨。

普通人并不理解这种“有价证券”的历史意义，而敏锐的人，已经嗅到了投资和暴富的机会。

02

1988年的3月28日，38岁的上海人杨怀定，气哄哄的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了。厂里仓库丢了一批铜，居然就因为他经常给大家散烟，就被保卫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当真贼被抓住的时候，委屈的杨怀定深感“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单位不待也罢。

放下铁饭碗的杨怀定在家躺了两礼拜，琢磨未来该干哪一行。焦躁的他把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都抱回了家， 73张报纸把本就逼仄的房间铺的落不下脚。杨怀定很快就在这密密麻麻的资讯里，挖到了金矿：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初中毕业的杨怀定读过茅盾写的《子夜》，明白“凡是交易，就有高低价”的朴素道理。低买高卖就能赚钱，杨怀定想明白就干。 4月21日大早，他怀揣之前攒下的两万多块钱，来到银行，以108的价格全部买进，几个小时候就以112的价格清仓。

杨怀定一天就赚了800多块钱，在当时，这个数字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尝到甜头的杨怀定更加关注报纸上有关国库券的信息了，当他发现合肥也放开了国库券交易，并且当地价格仅售94元时，他深知发财的机会到了，开始了在合肥和上海两地倒卖国库券的日子。他像疯了一般的颠倒日夜，多运一次，身家就要增多两成。

突如其来的暴富，让杨怀定感到兴奋又惶恐，一天吃四片安眠药也睡不着。为了吃颗定心丸，他跑到税务局去自首，说自己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要交税，却被告知国库券交易所得不用交税；他又跑到人民银行询问自己是否合法，却被反问“你觉得呢？”

最后杨怀定只好跑到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说实话，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给自己 留条后路，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国库券成就的不只是杨怀定，上海的三家老牌券商：万国，申银，海通都是靠在全国倒卖国库券赚取了第一桶金。在1988-1992年这段时间里，已经熄灭了几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复燃，财富的大门短暂地向拥有灵敏嗅觉的人敞开，又迅速关上，把后知后觉的大众拦在门外。

1988年，对于普通老百姓陈映霞来说，是抢购生活用品的一年；对于冒险者杨怀定来说，是觅得发财奥秘的一年；对于手眼通天的倒爷阶层来说，这是暴富的一年。在这一年，全国商品 价差、贷款利差和外汇汇差共计3500亿，其中70%流入了倒爷们的私人腰包 [1] 。

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财富，只属于一小部分人，至于那句“十亿人民九亿倒”，更像是一句美丽的谎言： 那些特殊时期的灰色蜜糖，在哪个年代都不会属于普通人。

对于像陈映霞这种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理财的渠道的 第一次扩容 ，要等到1990年。在这一年的12月，深圳和上海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人人都能开户的股市，成了未来三十年中国人的悲欢喜怒的集聚之地。而在整个90年代，股市更是除储蓄外最重要的投资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0年12月

让杨怀定跨越成为杨百万的，不是国库券，而是股票。1990年12月，杨怀定以每股91元的价格买进2000股“真空电子”，短短几个月就涨到800元，20万变160万！ 那个年代A股特别猛，比如豫园股份从1块钱很快就飙到108块，今天币圈也要甘拜下风。

排队认购“真空电子”的股民，上海，1990年

巨大的财富效应迅速吸引了社会的关注，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并不熟悉的股市充满着好奇。 沪深交易所仅有的几只的股票，已经不能满足市场资金的需求，新股发行就成为了投资者们翘首以盼的机会了。由于投资者太过热情，1991年万国证券发行兴业股票时，几乎造成了踩踏事件，这让公安部门感到头疼。

1992年，上海推出了新的股票发行办法：股票认购证，凭身份证购买，每本30元。能否买到股票，要看认购证是否中签，中签了才能买新股。这本是为了平抑市场情绪的措施，却引起了更大的炒作。新股还没上市，股票认购证却很快价格炒上了天。

上海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的门口成了认购证的黑市，这里整整水泄不通的堵了两年，而更大的认购证炒作则在深圳，一个比上海更大胆更冒险的城市。

1992年8月，深圳政府宣布新股认购证发售之后，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如潮水一般向深圳涌来，认购证要用身份证购买，有人甚至背了七公斤身份证的包裹来到深圳。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一座60万人的城市涌进100万的投资者。

冒雨领取申购的证的股民，深圳，1992年

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排着长队购买认购证的人群，这场闹剧最终演变为震惊中外的“8.10”事件，直到今天深圳新股中签只能购买500股，都与此事有关。

在整个90年代，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给了平民老百姓很大的冲击，投资者知识薄弱，风险意识差，监管不完善等缺陷无可避免，但就是在这种蛮荒与火热之中，中国人完成了对理财和投资的第一次科普，让国人在银行之外，有了第二种的投资理财的选择。

营业部看盘的股民，1996年

股市是第一个全民能够参与的理财场所，不过很快它就不再形只影单，到90年代末，房地产隆重的登上历史舞台，对于国家而言，它是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个人而言，它是最大的财富吸水池和倍增器。

03

1998年，陈映霞一家发生了两家大事，一是儿媳妇陆婉翠的单位效益不好，主动申请下岗了；二是陈映霞顶住全家人的反对，在虹口区买了一套商品房。

陈映霞老两口已经60多岁了，还是住在以前的弄堂里，小女儿在美国留学，儿子陈定夫一家住在嘉定单位分配的房子里。除了石库门老房子的简陋不便外，并没有其他迫切改善住房的需求。已经从单位退休的她，之所以这么折腾，主要是受了在老家温州做教师的侄子陈东来的影响。

1998年这一年，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 在温州中学教书的陈东来，突然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已经到了。

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变化，仍希望好好表现能让厂里分套房。然而，陈东来却在研究了一晚上新政之后，第二天就把银行里的活期存款都取了出来，筹划买房，随后又怂恿岳父把原本计划购买工厂材料的资金也拿来了买房。

他们在鹿城区买的两处房产，一个月便实现了20%以上的涨幅。陈东来兴奋地跟亲戚好友们说到，别再存钱了，投资房子的时代到了。陈映霞也接到侄子三番五次的电话，一咬牙一跺脚，把多年的积蓄掏出来，买了一套3700元/平米的高档商品房。

果不其然，房价一波波上扬，半年上涨了近50%。赚钱效应又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资金，温州市很快便无楼可卖。尝到甜头的陈东来索性在2000年辞职，专职买房卖房，并被朋友推选为“炒房领袖”。很快，他便将目光盯到了500公里外闪闪发亮的上海。

2001年，《温州晚报》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专程到上海买房。陈东来就在其中。他们三天便豪甩5000万元，买下了100多套房子。两个月后，一列列专机又将温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产市场，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扩大的交易额一次次刷新人们的眼球。

温州购房团，2001年

温州购房团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版图，北至哈尔滨，南至三亚，西至重庆，东部狂扫海岸线。而战果也颇为丰厚，所购房产价格不出半年就能实现20%的上涨，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年化200%的收益。

陈映霞的儿媳妇陆婉翠，在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后，也决定全职炒房。在汽车厂做到中层的儿子，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陈映霞却十分支持儿媳的决定。2001年，陈家的弄堂拆迁，除了一套拆迁房外，还得到一笔钱，她把钱都给了儿媳，让她跟着陈东来炒房。

陈东来们享受着财富极速膨胀的同时，也开始被人称之为“ 价值发现者 ”。 尽管这些温州人被冠上了“炒家”的恶名，但几年后，大家才醒悟，原来房地产也是投资品，而且是极佳的投资品。

而就在陈东来下海的那一年，已经在上海小有名气的刘益谦，开启了命运的加速器。中学辍学的刘益谦靠着做皮匠、开出租车逐渐有了积累，80年代他参与国库券倒卖也小有所成，存了近20万元。尽管走南闯北，但当时的刘益谦对股票也还是一无所知。

跟杨怀定一样，90年代的股市也是刘益谦赚取第一桶金的地方。1990年，豫园商城准备发行股票时，刘益谦决定小试牛刀，买入了一万元。不曾想，股票受到市场的狂热追捧，刘益谦最终大赚100倍。这次财富跨越让刘益谦更加坚信，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2000年，刘益谦成立了上海新理益投资公司，开始正规化、规模化挖掘资本金矿。经过一番研究之后，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虽然有些问题，但是总会得到解决，而这个过程就会存在着财富机会。就像因为不能流通而无人问津的法人股，一定会成为流通股而大涨。

2000年10月13日，刘益谦第一次通过竞拍方式获得琼能源952万股法人股。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刘他频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大拍卖行，先后投入一个多亿，相继收购了河北华玉、北大科技、百科药业、安琪酵母、威达医械、一汽轿车等10几个上市公司的法人股。

如其所料，2002年国家就出台了法人股减持政策。2005年股权分置后，彻底解决了全流通的问题。而刘益谦靠前瞻判断和耐心所播下的法人股种子，也终于开花结果。

刘益谦将其持有的法人股先后抛售，平均获利高达7倍以上：安琪酵母获利达1.8亿元，一汽轿车获利5700万。而最为成功的投资是其2006年拍下的法人股中体产业，两年后悉数卖出，盈利超过8亿元，单笔获利超过10倍。

法人股的投资，让刘益谦声名大噪。通过媒体，他和那些通过股市改变命运的人的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悉。

在这期间，基金的诞生，让居民理财的工具箱再次扩容。1998年3月，国泰基金和南方基金先后在上海和深圳成立，随后便发行了 基金开元 和 基金金泰 两只封闭式基金，成为行业的里程碑。2001年，华安基金发布了中国第一支开放式基金产品 华安创新 ，再次扩容居民的理财工具箱。

排队购买“华安创新”的人们，2001年

私募基金也紧跟公募基金发展的脚步。2004年2月20日，私募投资人赵丹阳与深国投信托合作，成立“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被业内视为国内首只阳光私募产品，以“投资顾问”的形式开启了私募基金阳光化的模式。

由于投资工具的便捷和财富效应的吸引，全国人民的财富观大为刷新，一批批人开始将银行存款取出，通过证券开户、公募基金、信托理财、私募基金等渠道，跑步进入资本市场。而 全民炒股和买基的热情，在2006-2007年大牛市里首次爆发。

在这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里，人们打招呼的方式也变成了“基金买了吗？股票涨了吗？”

陈映霞一家基本上跟股市绝缘：老两口已经接近70岁，没兴趣去折腾股票这种刺激事物；儿子在汽车公司做中层，平时天南地北地出差，除了买自家公司的股票，几乎从来不炒股；而儿媳妇的炒房搞的风风火火，手上已经有七八套大小不等的房子。

在普通老百姓开来，楼市像文火慢炖，有时涨的快一点，有时涨的慢一点，但几乎没跌过；股市则像冰火交加，有时疯的让人害怕，有时跌的让人沮丧。 但无论如何，楼市、股市、基金等多元化的理财理念和方式，已经变成寻常百姓的伸手可及的事物。

陈映霞这一代，只能通过储蓄来保值，遇到物价飞涨的时刻，全家就要出动去排队囤货；到了她的下一代，已经拥有楼市和股市这两大理财和投资的渠道；而到了陈家的第三代，理财的工具更加丰富，理财的观念也来到了剧变和颠覆的时代。

04

《蜗居》在上海滩热播的2009年，正好是陈映霞的孙子郑小羽从上海大学毕业的年份。不过，跟电视剧中那些为房奔波和沉沦的年轻人相比，郑小羽从来没为房子发过愁：他的妈妈陆婉翠已经在他名下挂上了2套房子。

这一年，上海房价上涨50%。在郑小羽暗自感谢妈妈的同时，上海的一家叫做拍拍贷的互联网贷款公司，公司因为交不起房租陷入困境，他们决定向用户收取贷款金额2%-4%的服务费，来维持公司运转，这种模式大获成功，成为匹凸匹行业的核心商业模式。

于是在2009年，互联网开始挺进金融和理财领域，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公司先后成立，它们这次要颠覆的中国人长期形成的财富观念。

陈映霞一家，在这一年也破天荒地陷入了分歧。儿媳妇陆婉翠是过去十年家族财富增值的最大功臣，家里房产的市值超过了3000万，她坚定地认为上海房价还会涨；而在大学里学了4年经济的郑小羽，却认为房价一定会跌，原因无非是课堂上教授告诉他的理由：租售比太低，泡沫化严重。

说服不了儿子，陆婉翠同意郑小羽卖掉名下的一套房子，拿到的钱一半还给妈妈，一半自己去做投资，3年之后，看看谁赚得多。

拿着400多万的郑小羽，急于向老妈证明自己。在大学期间业余炒股的经历告诉他，投资可能还是稳点好，大涨大跌的股市吃人不吐骨头。他比较了投资论坛上的各种理财产品，觉得目前只有银行理财比较适合自己，虽然收益不高，但是比较安全。

有一天郑小羽在论坛上，发现大家在讨论网贷，收益率要比货币基金高一大截，能达到10%~20%左右。抱着尝试的心态，郑小羽用200块钱做了一个新手任务，很快就拿到了80多的奖励，这让他一下子有了兴趣。

当时真正敢投资网贷的人并不多，郑小羽一来二去的尝试了几次就成为了老手。他已经明白这种模式在国外已经有案例，只不过是又一次Copy To China。在2011年支付宝的集分宝活动里，郑小羽陆续投了好几家网贷公司，投入的几万块钱都到期兑付。

这让郑小羽信心大增，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网贷，在论坛上，他也俨然成为网贷的投资专家。投资的经历多了，他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在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平台上，只要借款人是真实的，小额分散的投资风险其实并不大，他将400多万本金分成十几份，投到各个平台上。

2012年，行业逐渐升温，互联网金融也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到了2013年，创投圈不断传出各大网贷平台千万美元级的融资消息，资本的介入加快了变革的步伐，但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仍然是空白。

2013年5月，一款叫做余额宝理财应用正式上线。在上线第四天，它就登上了新闻联播；上线的第六天，用户超过了100万。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开始被这个小小的应用，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05

2013年中秋节，郑小羽和全家回温州老家探亲。在酒席上，教亲戚使用余额宝的他突然意识到：中国互联网金融可能要加速了。

郑小羽的判断没有错，2013年这一年，在日后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这一年也是中国居民财富观念剧烈变化的一年，郑小羽在老家教亲戚转账余额宝，就暗示了这里面最明显的一项变化：居民存款开始从银行往外搬家。

尽管银行存款的低利率被长期诟病，但中国的老百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买房要用一大笔钱外，平时还是倾向于把钱存在银行。这种理财观念形成的原因，跟中国的储蓄文化有关，也跟投资渠道受限制有关：群众想买理财产品，过程比较麻烦。

而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只需要在手机上简单操作，就能把银行存款，转移到收益率高很多的理财产品中去。在这一大批理财神器的带动下，互联网开始快速重塑中国老百姓的财富观念。

2014年1月，另一款重磅产品微信理财通上线，在众多互联网巨头的积极参与下，普罗大众第一次能够以便捷的途径接触到专业理财产品。

郑小羽的投向网贷的那些钱，也获利丰厚，微信理财通上的那些便捷可买的货币基金产品，虽然稳健，但并不能让他满足：他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才能跑赢房价。不过2013年到2014年，上海的房价并没有怎么涨，郑小羽手上的钱却增值了20%多，他对赢得赌约信心满满。

2015年初，股票市场牛市的声音开始喧嚣，深圳的房价开始冒头，郑小羽心里有点儿发慌。有一位前辈告诉他，深圳的房价一向领先北京和上海半年，深圳开涨，上海跟上只是时间问题。郑 小羽分析了几天，决定提前赎回放在网贷里的钱，全部投入股市。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阐述了理财的最高奥义：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中国老百姓修炼了这么多年，却总喜欢反其道行之。

跟他一样，无数居民在2015年初开始将从楼市撤出来的钱、从银行搬出来的钱、从实业退出来的钱，纷纷砸到股市上。国家牛改革牛开始深入人心。到了2015年5月，郑小羽有了20%的浮盈，但没用多久，股灾就把他所有的浮盈尽数吞掉，并开始吞掉他的本金。

2015年下半年，股市飞流直下三千尺，房价却轻舟已过万重山，郑小羽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只能乖乖向母亲认输，他将所剩无几的钱撤出股市，用未婚妻的名义按揭了一套新的房子。陈映霞一家的资产配置，仿佛拐了个小弯，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

半路折回楼市的，不光是郑小羽。试图搭乘国家牛市快车的城市中产们，被股市当头一棒，迅速缩回了楼市这个安全的温柔乡里。从2015年开始，一线城市房价轮番上涨，并在去库存政策的指挥下，蔓延到二三四五线城市。这些涨价带来的种种副作用，会在几年后逐渐显现。

排队等待认筹买房的人们，杭州，2015年

在股市上折戟，让郑小羽非常沮丧，但到了2016年，他又暗自庆幸。在这一年，网贷行业开始逐步暴出巨雷，e租宝、大大集团等平台被揭露出庞氏骗局的真面目， 这个新生的行业，在经过急速的膨胀后，迅速陷入山崩楼塌的境地，在全球商业史上，恐怕也是孤例。

尽管互联网金融在局部遭遇了“倒春寒”，但郑小羽这一代人的财富观念和理财手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腾讯金融科技智库、腾讯理财通共同发布的《互联网理财指数报告》显示，互联网理财指数由2013年的100点增长到2017年的695点，4年增长6倍，互联网理财规模由 3853亿元 ，激增到 2.6万亿元 。 以腾讯的理财通为例，用户数量已经高达1.5亿，资金保有量不到5年时间就达到4800亿。

2018年上半年的匹凸匹雷暴，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来说还是未知数。在股市低迷、楼市限购、外汇管制的背景下，2018年的互联网理财指数在2017年695点的基础上，是大幅下降？还是继续上升？可能需要2018年的最新报告才能告诉答案。

但无论如何，互联网渗透理财领域，带来的变化已经实打实地发生了。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动动拇指就能轻易地买到各类金融产品，理财、信托、公募、私募、保险、期货……让他们感到无比便捷，也让他们感到眼花缭乱。

06

30年前，陈映霞需要发动全家人，去各大商场排队囤货，才能抵御通胀给他们带来的财富贬值；30年后，郑小羽只要动动手指头，各种理财的产品和方案，就一览无余地摆在他们面前。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里，中国居民的财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管理这些的财富的渠道和手段，也可以简单分成五个阶段：

一、1978-1988年：储蓄为王的觉醒期

二、1988-1992年：资本市场萌芽诞生

三、1992-1998年：证券投资席卷中国

四、1998-2009年：如日中天的房地产

五、2009-2018年：互联网理财的崛起

在这四十年，中国人的财富观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从时髦到普及，从漠视到积极的全过程。

观念变化的背后，是工具的丰富：根据2018年1月腾讯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 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在2017年已经高达130万亿，分布在银行理财、私人银行、信托计划、公募基金、保险等各个领域。

如此庞大的市场，中国人一定需要更丰富、更多样、更立体的理财工具和渠道。事实上，80年代的国库券、90年代诞生的股票、2000年后如日中天的楼市、2010年代普及的互联网理财，这些都 是中国人赖以抵挡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的工具。

但中国人的财富，目前仍然盘踞在楼市里，鹏扬基金杨爱斌在接受腾讯理财通《基荡二十年》采访时说过： 近10年，我们被地产和基建所困，钱都变成了房子、高速公路、地铁、高架桥，现在这些投资已经趋于饱和。 假如这些财富向楼市之外的领域涌出，整个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规模，恐怕将不止130万亿。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那些拥有海量用户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互联网巨头们，他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责任：要向用户灌输正确投资财富观念、要给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理财工具 、要帮用户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要替用户规避潜在的金融风险和骗局。

从这个角度来讲，像微信理财通这样拥有数以亿计用户的互联网产品，它们的历史道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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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中国生活记忆，陈煜，2014年

[2]. 五次价格上涨及与政府应对，刘薇，2008年

[3]. 互联网理财指数报告，腾讯，2017年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