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逆袭之路

重庆奉节，《三峡好人》，贾樟柯，2006年

2017年5月26日晚，已经卸任了重庆市长职务，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黄奇帆现身复旦大学，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了一份以《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为题的报告，案例旁征博引，数据信手拈来，惹得场下阵阵掌声。

但同样是在上海，另外一帮人却在欢呼黄的卸任。在一个叫做“水库”的论坛组织下，来自上海的楼市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早已潜伏重庆楼市长达三年。而黄奇帆在复旦的报告中提到的诸多压制房价的方法，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是这些潜伏资金最大的敌人。

2016年12月30日，黄奇帆辞去重庆市长职务。在其卸任当天，重庆市房地产商会起草的一份“红头文件”就已经在各大微信群流传。在这份文件中，商会建议取消“以套内面积计价”的方式，此举无疑有利于打开房价上涨空间。而网上诸如“重庆房价将来怎么走”的帖子，早已大面积刷屏。

等到黄奇帆在复旦演讲的5月份，重庆房价已经走在了“一年翻倍”的路上，“水库”论坛的成员已经看到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胜利。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的楼市之所以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资金看上，跟黄奇帆执政期间打下的产业基础是密不可分的，随着他的离任，这些基础被以房价的形式做了一次资产重估。

重庆除了被全国瞩目的楼市，还有太多太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几年，这里一直是中国最神奇和最富有戏剧性的土地。是非成败变幻莫测，但最值得研究的，仍然是重庆那些拔地而起的产业，它们跟嘉陵江奔流不息的江水一样，成了这座城市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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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贾樟柯在重庆市奉节县拍摄《三峡好人》，用电影记录下一群小人物在大时代变化中的背景。奉节旧称夔州，杜甫在这里曾经写下400多首诗歌，一千多年之后，电影画面中的奉节并没有其他直辖市附属县城的那种富饶，仍旧是一副陈旧落后的样子。

而更广阔的重庆，幅员高达8.2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000万。做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农民占比却接近70%，有繁华的城区和贫穷的农村，这里更像是一个浓缩版本的中国。在《三峡好人》拍摄的2005年， 重庆GDP增速只排在全国第22名。 码头、浓雾、山路、湿热的重庆，似乎在等待着一个契机。

2001年10月，浙江人黄奇帆 沿长江溯流而上 ，被从上海调来了重庆，出任副市长，并在一年后被提拔为常务副市长，分管国资、工业、金融等领域。中国官场有老话，叫做“上海官员进中央，山东官员守边疆”，黄奇帆却打破了这个常规，在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待就是十五年。

出生于1952年的黄奇帆，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焦化厂车间里做工人。19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浦东后，他担任了 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等要职，冲在了改革前线 。小平同志在南巡前的那个春节，在新锦江饭店43层的旋转餐厅听取浦东开发的汇报，黄奇帆就是四个汇报人之一。

但彼时的黄奇帆以及其背后的重庆经济，远没有到在全国经济版图上显山露水的时候。在后来被官方总结为“巩固发展阶段”的2002-2006年，黄奇帆只有两次登上过全国的新闻头条，一是在2004年9月被传言要出任证监会主席；二是在2006年1月建议炸掉南京长江大桥，为万吨货轮直达重庆开路。

重庆的经济在2008年之前一直在练内功， “地票制度”、“渝富模式” 等日后名满全国的“创新”均在这个阶段完成初始化。2008年之后，重庆经济开始起飞，推动这一过程的最大的引擎，就是对国外和沿海地区高端制造业的大规模招商引资，例如位列重庆两大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的电子产业。

尤其是电子产业中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在黄奇帆教科书般的巧妙的运作之下拔地而起，其过程之精妙，后人读起来也不免拍案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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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惠普筹划增加笔记本电脑产能，得知消息的黄奇帆亲赴美国拜访惠普CEO Mark Hurd，用一张Excel表把笔记本电脑制造的每项成本都详细列出来，并注明重庆制造的成本比沿海地区低多少。在惠普当时的全球副总裁、新加坡人符标榜的帮腔下，Mark Hurd终于点头，同意惠普落户重庆，并承诺了两千万台笔记本电脑订单。

但在黄奇帆眼里，单纯的笔记本电脑订单意义不大。他仔细分析了沿海地区的加工模式，发现最大的缺点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和零配件在外，终端销售结算在外，总装环节只能占15%的增加值。而且，沿用“两头在外”的模式，交通区位劣势会抵消西部的成本优势。

解决“两头在外”的第一头，就是成系统、成规模地引进零部件公司。而惠普给 “承诺”，尽管还没有落地，但在黄奇帆手里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2009年2月，黄奇帆率重庆代表团赴台做了为期6天的访问，在见了吴伯雄先生连战江丙坤等一众大佬之后，他拜访了此行最想见的人：鸿海精密的郭台铭。

黄奇帆以惠普的2000万台订单承诺作为筹码，邀请郭台铭将代工厂和上下游零配件厂商一并带入重庆。“郭台铭听到两千万台订单，眼睛都亮了，立即召集十几个主管进来讨论。”黄奇帆事后回忆说。于是，三十分钟的礼节性拜访变成了三个小时的商务会谈，黄奇帆力邀郭台铭去重庆走走看看。

早已深耕大陆多年的郭台铭，最能分辨出哪些地方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发展制造业。2009年8月，郭台铭乘着自己的Gulfstream IV飞机首次来到重庆，黄奇帆冒雨带他参观西永微电子产业园，详细讲解规划的优惠政策，最终让郭台铭下定决心，说服上下游零配件公司一起投资重庆。

惠普和富士康的进驻，并没有让黄奇帆停下脚步。除了惠普之外，他又陆续引进宏碁和华硕这两大品牌商。而除了富士康之外，重庆又相继迎来了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这五大代工厂，并吸引来400多家笔记本电脑零配件公司进驻，形成了著名的“3+6+400”的笔记本电脑产业群。

黄奇帆更进一步，他在2010年又把海关总署和六部委找来，说重庆现在来了三个大老板，要在重庆做4000万台电脑，十平方公里会有上百亿美金的产值，未来更了不得，要达到千亿美金，因为大部分要出口，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税的保税区功能。结果一个月之内，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挂牌成立。

但这对黄奇帆来说仍然不够，“两头在外”还有一头需要解决。中国20年以来，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大部分结算都是在新加坡和香港，中国内地因为政策等因素，占比很少。于是重庆于2010年开始推动加工贸易的离岸金融结算，到2011年时已经突破400亿美金，2014年突破1000亿美金，给重庆带来了几十亿的税收增量。

一连串的布局完成后，重庆已经形成了3大品牌商、4000万台产能、6大代工厂和800多家零配件企业集聚的全球笔记本电脑产业基地，全球三分之一的笔记本电脑在重庆生产。更为重要的是，每台笔电80%数量的零部件能够在重庆当地生产，这种模式跟沿海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这一系列的动作，使以笔记本电脑产业链为首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了重庆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惠普和富士康相继落地后， 重庆的GDP增速开始长期霸占全国前三，并在2015-2016年连续斩获增速第1。 这其中，电子信息业居功至伟，取代汽车行业成为重庆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一个长袖善舞、肯动脑子的地方官员，能够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带来什么体量的促进和影响，看看重庆就知道了。2016年5月11日，海协会长陈德铭率台商代表团访问重庆，听完黄奇帆的汇报后，著名台商谢庆源忍不住说： “如果黄市长是台湾经济部长，台湾经济一定会很好。” 全场大笑并鼓掌。

03

台商能说出这番话，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货比货得仍”。但台湾“经济部长”这个职位，在呼唤黄市长赴任的众多位子中，恐怕还排不上号。这些年呼声最大的，就是证监会主席这个火山口的位置。事实上，从2004年9月“铁娘子”史美伦离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开始，黄奇帆就从此跟这一职务挂上了钩。

在2008年、2011年、2015年等股市惨淡的年头，重庆黄市长赴京就任的消息都会传遍各种股吧和论坛。但尽管十五年来传言此起彼伏，黄奇帆却仍然牢牢扎根重庆。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上，能够沿着一种连贯的经济管理思路下发展，对于重庆市来说是一种幸运。

在成功布局笔电产业之外，重庆继续加码战略新兴产业。2014年，重庆提出了聚焦并且布局了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机器人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布局和思路，普遍早于国内其他二线城市。与此同时，重庆用各种手段压低了房价，相对周围形成了明显的洼地，不断吸引着人才前去扎根。

2015年6月13日，黄奇帆参加重庆大学一个研讨会，会上他讲了5个重庆的故事，分别涉及了招商引资、一带一路、城乡统筹、地票制度、新兴产业这五个主题，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包含了他为重庆所做贡献的全部。 2016年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大考察重庆，给予重庆的经济工作以相当高的评价。

而在此之前的2012年，经济学家张五常撰文夸奖黄奇帆的三大优点： 一是构思比较有系统，也比较清晰；二是他做出来的有大气，第三最重要，遇到难题他能想出解决的妙方。 这对一个地方官员来说，已经极高的赞誉了，至于民间认为的那些“遗憾“，都不重要了。

黄奇帆卸任的2017年，全国二线城市掀起了招商引资大战，南京、合肥、武汉等无不是一片大干快上的节奏。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庆的建设者们，将秉承前任打下的底子，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咨询了几个在重庆做电子和手机产业的朋友，恰巧有位朋友正在帮重庆市组织一个国际手机论坛，而其中有几位嘉宾在调研中见过几次，比如 vivo的沈炜、京东方的刘晓东 ，都是业内的大佬，于是就顺便帮他们宣传一下，如果有朋友感兴趣，可以在12月1号-3号去看一下。

重庆这些年在电子产业集聚上已经不亚于北上广深，重庆市政府举办这类论坛，是制造西迁产业兴起的一个注脚，也是政府重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标志。随着vivo/oppo/京东方这些企业在重庆市开花结果，重庆的手机产业集群产值已经超过2000亿，将武汉、南昌、西安等竞争对手甩在了身后。重庆的电子信息业，未来还有长足的发展动力， 这就是一个二线城市逆袭和赶超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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