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机的红与黑
发布日期：2018-12-26 10:21:55 +0000
引言
“如果他是一棵软弱的芦草，就让他枯萎吧；如果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就让他自己打出一条路出来吧。”
在中国，没有一个行业像手机这般变幻无常。但绝非不可捉摸。
希望坚韧的幸存者们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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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感叹：
天才永远存在人民中间，就像火藏在燧石里一样，只要具备了条件，这种死的石头就能够发出火来。
草创年代，此景尤然。
四年磨一剑，1995年，段永平终于带领中山“小霸王”走出泥坑，从年亏损200万到年入10亿。
认识段永平的人都叫他“阿段”，这是广东人的习惯称谓，但他是江西南昌人，浙江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电子管厂——19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现在北京798艺术园区就由该厂旧址改造而来。
没几年，他就辞职了，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量经济学专业，1988年拿到硕士学位后，毅然南下。
工厂扭亏为盈后，段永平提出改制，可集团不同意给管理层股份，他及6个中层遂离职，前往与中山一江之隔的东莞，创办了步步高。
那6个人里就有后来OPPO创始人陈明永，vivo创始人沈炜，以及步步高现CEO金志江。
到1998年，“小霸王”就日薄西山了，24个经销商集体倒戈，投向步步高。
21世纪虽然还没来到，但征兆无比明显，人才将最为宝贵。
那年，步步高招了一个年轻人，他叫刘作虎，湖北汉川人，以年级第二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童年及求学时两次跌入谷底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刘作虎，此后每当面临抉择时，他总选择做一个谨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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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不一样。
他是东北延吉人，觉得应试教育是灾难，高二时就辍学了，开始闯社会，摆地摊、开羊肉串店、倒药材、走私汽车、卖电脑零件，搞文学创作……
但一直没找到方向。
后来，他听说在新东方教英语能年薪百万，于是给俞敏洪递了一份求职信。
新东方老师是一个神奇的物种：会讲段子，极为煽情。当时招聘标准有九条，罗永浩符合七条。
2000年，经过三次试讲之后，罗永浩进入新东方，“老罗语录”与新东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完全合拍，他旋即成为名师。
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影响行业的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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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影响行业的人和事总是在不经意间落笔。
当段永平携骨干拂袖而去后，“小霸王”的管理层留下真空，杨明贵接任总经理。
有个叫刘立荣的实习生引起了杨明贵的注意，他跟那些每个月领着几百元的实习生完全不同，经历非常丰富。
刘立荣，湖南人，1994年从中南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天津有色金属研究院，是个铁饭碗，但是，“干得再卖力，混得再好，到了50岁也才是一个所长。”
非常不满足的刘立荣南下广东，跳槽到日本YKK公司——世界最大拉链公司之一，做管理层，一个月能拿3000元，还蛮不错。
可他的顶头上司是香港人，上司的上司是日本人，作为内地人，这注定了升迁无望。一年后，他再次离职，决定去民企碰碰运气。
杨明贵成为刘立荣的“伯乐”。
1997年，杨明贵也从“小霸王”离职，带走了一批高管和员工，其中包括刘立荣，他们创立金正。
那两年，“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苹果熟了——金正DVD”等广告语响彻大街小巷。
25岁的刘立荣很快升为副总。
命运不总是温柔相待。广东“走私大王”叶小凡出逃被通缉，携带的产品就有金正DVD 解码芯片，金正高层受到牵连。
2001 年，叶小凡被警方抓获，杨明贵闻风出走加拿大，刘立荣则被监视居住，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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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荣彼时尚属稚嫩。反相观之，作为“老江湖”，徐立华的胆子就要大多了。
1991年，在西南交通大学教过两年书，又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徐立华带领三个研究生同学扑向深圳，他们做了一份“研制开发中文寻呼机可行性报告”，信心万丈，到处寻求投资者。
特区没有给他们机会。直到6年后，深圳才出现了一家叫腾讯的小公司，也是从做寻呼机入手。
徐立华等人辗转去了宁波奉化，终于说服当地政府出资510万，成立了一家乡镇企业，这就是波导公司。
1995年，波导成功研发出寻呼机，三年后年就位列国产寻呼机市场第二名。
徐立华志不在此。1999年，波导转型做手机。
第一台手机进入中国是1987年，即摩托罗拉的3200，俗称“大哥大”；1995年，爱立信GH337登陆中国，这是第一款GSM手机；1999年，诺基亚3210让直板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稍有远见的人都能看明白，手机取代寻呼机是迟早的事。
波导并不具备生产手机的技术，但通过合并信息产业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可以解决牌照的问题。
牌照是手机厂商的“命根子”。1998年，信息产业部发布“５号文件”，对手机生产项目予以立项与审批，十分严格，之后5年只发了49张牌照。
外国手机厂商被拦在了门外，不过他们采用迂回战略，用技术换市场，通过合资形式进入中国。
波导就是与法国萨基姆合作，1999年生产了2万部手机，全堆在仓库里，当时牌照还在审批中。
结果，冒险家赌赢了。
波导还贷款4000万上央视打广告，“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
有央视背书，波导手机不愁卖，2000年销量位居国内第一，公司还冠名了北京波导足球队。
早期的手机代理商也发了大财，“代理波导简直像买台印钞机一样。”
有一年年会，波导全体员工都在奉化大酒店吃饭，当地书记亲往捧场，徐立华放出豪言，明年要去北京聚餐。
言犹在耳，2005年波导就出现巨亏，把前两年的利润全赔光了，再也没能缓过来。
中国手机史上“伤仲永”案例还有夏新。
夏新成立于1981年，做VCD和DVD起家，1997年上市，后转战无绳电话失利，一直没有起色，直到一家韩国手机厂商找上门来，联合生产手机，推出夏新A8，一款“会跳舞的手机”，售价高达3800元，年利润6亿元。
2003年，全球竞争力组织对中国1000余家上市公司进行排名，夏新位居第二。可仅仅过了4年，夏新盛极而衰，把上海科研大楼都给卖了。
2009年，已巨亏3年的夏新破产重整，被象屿股份借壳上市。
此外，还有TCL、科健、南方高科等，故事大同小异。
中国第一代手机从业者已经完成了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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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后浪推前浪。
黄章是个“异类”，从不接受采访，综合各路信息只能简单拼凑出：广东梅州人，痴迷电子产品，高中肄业。
2002年，黄章加入珠海爱琴科技，担任总经理，这是一家与新加坡合资的电子企业。当公司陷入危机时，资方拒绝注资挽救。这事对他的冲击很大，从此不再相信投资人。
同年底，黄章离开爱琴科技，创办了魅族，做MP3。
魅族最早自建论坛，黄章常在上面与用户互动，他督促每个员工都须上论坛回答问题，还成为考勤的重要指标。
2004年，IDG托人找黄章谈投资，还没开口，就被黄章拒绝了。
2006年，魅族推出的miniplayer成为业内第一品牌，创造了年销售额超过10亿的行业奇迹。
那年，黄章30岁，站在山顶看风光。
34岁的罗永浩则站在山底盼光亮。他离开新东方后，创办了牛博网，“快意恩仇，然后想说啥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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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D、DVD、MP3、手机，到1999年，这些业务，步步高就全涵盖了。
段永平决定把步步高分拆成股权和人事相互独立、互无从属关系的三家公司。黄一禾执掌教育电子业务，主打点读机和学习机；陈明永执掌视听业务，侧重VCD、DVD和MP3；沈炜执掌通信业务，主攻无绳电话和步步高手机。三家公司可以共用步步高的名号和原步步高80%左右的渠道。
2001年，段永平注册了OPPO，次年移居美国，从此退居幕后，成为投资家。
2002年，索尼、飞利浦、松下等公司要求中国DVD产业支付专利费，步步高视听业务的日子不好过了，陈明永买断OPPO的品牌权限，开始独自发展。
刘作虎一路做到了OPPO副总，他像段永平一样，追求产品细节。
他记得很清楚，有一年，某款DVD原计划在圣诞节上市，但他始终不满意，万分纠结，去找段永平汇报，不料，老板轻描淡写地说：“赶不上今年，赶明年呗”。最后，那款产品上市时，已是一年之后了。
这就是“英雄产品战略”，当OPPO生产蓝光DVD时，在友商平均每年推出5款新品的频率下，OPPO每年只打磨一款产品。
2007年，OPPO进入手机领域，依旧推崇“极致单品”，次年5月，OPPO首款功能机才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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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行业前景可观，玩家们纷纷入场，
被监视居住半年后，刘立荣离开金正，在渠道商的建议下，他于2002年创办金立。这些渠道商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成为金立大杀四方的“武器”。
因为曾经涉案，使得刘立荣笃信稳健谨慎，步步为营。2003年，金立销售额超8亿元，第二年翻了一倍。2005年，金立取得手机牌照，开始生产自有品牌。
金立重金请刘德华做代言，并请冯小刚亲自操刀广告片，然后在央视一套投放。
“金品质，立天下”，广告播出后，金立很快打开了市场。到2010年，金立市场占有额已位列国产品牌第一，全行业第三，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
刘立荣雄心不已，投资10亿元在东莞建立了金立产业园，立志打造“亚洲最大单体智能终端生产基地”。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手机行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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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第一个分水岭。
当年10月，国务院宣布取消手机生产核准制，2G手机牌照时代面临正式终结。
在此之前，国产品牌能占将近60%的市场份额，这并非技术优势驱动，完全是享受了政策红利。
这也导致了国产手机厂商们迷信广告营销，对品控不思进取。在2007年的一次手机专项执法检查中，接受抽查的258个批次中仅有111个批次合格，合格率不足50%。
故而2007年后，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陡降到20%左右。
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等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势如破竹。
面对外敌，正规手机厂商溃不成军，“山寨机”却异军突起。
“山寨机”主要出自珠三角。依托早年“三来一补”积累的经验，当地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只要凑上一两百万，就能鼓捣出一家公司。2008年，光是深圳华强北就聚集了3000家左右小手机公司，他们分工明确，互相协作，效率极高。
一般来说，品牌机的推出周期是半年到一年，但一旦面市，两个月之内，同款“山寨机”就出现了，而且价格还不到品牌机的三分之一，主要销往中国二三线城市及东南亚和非洲。
2007年后，“山寨机”年销量基本都在2亿部左右，使得中国手机行业整体形象蒙尘，被国外友商诟病。
直到手机行业第二个分水岭的到来，这一状况才得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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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乔布斯发布iPhone 3GS，宣告了移动机时代的到来。
iOS和Android两大系统给了中国手机厂商们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国产品牌吹响复兴的号角。
与此同时，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和工商总局铁拳出击，“山寨机”再无活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魅族是最早涉足智能机的国产品牌，2010年推出M8，5个月内，销售额就突破5亿元。在国外也倍受欢迎，法国电信一次性订购了5万台，沙特王子都成了魅族的粉丝。
有人拿黄章和乔布斯比较，称赞他“具备乔布斯式的极客气质”。黄章的回应是“不做中国的苹果，要做世界的魅族！”
M8大获成功没多久，黄章就选择了隐退，他几乎一个月才出家门一天，还是为了理发。他了解用户的渠道就是魅族论坛。魅族发布新品的渠道也是魅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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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章功成身退时，早先功成身退的雷军却再次出山。
雷军是M8的粉丝，他通过珠海市政府的关系，要来了黄章的电话，接通后，他表示想投资魅族，自己担任董事长，黄章不肯让渡股份，只愿意给一个CEO的抬头。
雷军又给黄章引荐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斌，建议他以5%的股份吸引林斌加盟，黄章拒绝了。后来，雷军自己把林斌收入麾下。
雷军还劝黄章给高管股份，否则很容易被别人挖走。黄章不以为然。
完全是两路人，但也曾亲密无间，雷军频频拜访黄章，互相交流心得。
当得知雷军暗地里成立小米，要做手机后，黄章公开声称很后悔之前毫无保留地和雷军交流魅族的一切。
雷军没有回击，他只是给小米的早期员工打气，“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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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被砸碎，新世界在重构，城头变幻大王旗。
2011年1 月，智能手机尚且只占30%的市场份额，到10 月就升到50% 以上。苹果坐上了“铁王座”，三星取代了诺基亚，摩托罗拉则“委身”谷歌。
而在中国，“中华酷联” （中兴、华为、酷派和联想） 暂居 第一梯队，他们背靠运营商的大树，梦里依稀功能机，隔江犹唱后庭花。
任正非最先嗅出苗头不对，连夜召开大会，破口大骂，落后了！
华为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手机部门，但都是配合运营商生产定制机。
通信行业是由运营商、设备商、以及大大小小的合作方组成。运营商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以及国外的沃达丰、Orange、Verizon等；设备商指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中兴等；合作方则是各种项目的外包商。
手机只是通信行业的一个小分支，专业叫法是终端业务。
当时华为的核心业务是系统设备，卖系统设备送终端设备（手机）。任正非发飙后，华为才开始真正做手机，余承东被从欧洲调回，执掌华为终端。
中兴的起点本来比华为高，2011年，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4G设备集采中，中兴都拔得头筹，市场份额占据第一。
但运营商的青睐是一把双刃剑。仅2013年，中兴就推出了176款机型。
2014年，中兴创始人侯为贵方才意识到严重性，“我们公司在这个问题上转变太慢，老是跟运营商谈，老是按照它的要求一年做100多种型号。”
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旗帜，联想的转身就要难多了，他们大约80%—90%的手机业务都依赖运营商渠道，三个运营商三个制式，每一个都要求定制。
2011年，柳传志退休，杨元庆接班，他坦言，“运营商渠道的成功反倒是害了联想，为了满足运营商而忽略了用户。”
相比华为、中兴和联想，酷派的背景最弱，它的创始人郭德英原是深圳大学老师，“下海”后搭上了运营商的快车。
2012年，酷派销售量在中国市场位列第4，不过走低价路线，最低只卖299元。
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销量为9308万台，联想、酷派、华为、中兴分别分别占比12.5%、10.0%、9.4%、5.4%。
那是旧势力最后的辉煌。
2014年，国资委发文要求减少三大运营商20％的营销费用，庞大的终端补贴首当其冲，“中华酷联”的好日子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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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势力在跃跃欲试。
2010年，为了品牌的国际化发展，沈炜用vivo取代了步步高的品牌标识。
沈炜比黄章更神秘，网上几乎查不到他的个人资料，饶是行业中人对他也是非常陌生。
他坦承与跟业界基本没有交流，“我不愿意跟他们聊天，聊的东西多了，反而干扰我。我只会跟一流供应商了解一下发展趋势和动态。小米华为那是他们的路数，我只会走我熟悉的路。”
2011年，OPPO全键盘智能手机X903上市，标志着OPPO正式进军智能手机领域。
沈炜这样解释vivo与OPPO的关系：“我们两家事实上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各自独立发展。既是同行，又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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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章看雷军不爽，但小米完成了颠覆。
2012年小米出货719万台，魅族出货100万台左右；2013年魅族终于超200万台，小米已向2000万台的目标狂奔。
小米高举的互联网手机模式，让传统手机厂商深感危机，仓皇应对。
2012年10月，中兴推出了子品牌努比亚。努比亚，译自nubia，是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在拉丁语中，有“云彩”之意，象征美好。这表示中兴对努比亚寄托甚高。
努比亚的诞生开创了传统手机厂商建立互联网子品牌的先河，金立IUNI、华为荣耀、酷派大神、天语Nibiru、联想ZUK等随即亮相。
战火纷飞时，一个行业外人士跑进来“搅局”。
牛博网关停后，罗永浩于2008年创办了英语培训学校，但让他收割万千粉丝的是自传《我的奋斗》，畅销一时，让普通青年热血沸腾。
2011年，罗永浩怒砸3台西门子冰箱，名声大噪，雷军约他见面，参观小米后，他声称要做手机。外界都以为这是一个段子，可2012年，锤子科技成立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行业内人士，刘作虎的决定也很“冲动”。2013年11月，他从OPPO离职，一个月后，创立一加科技，只做高端的安卓旗舰。
在圈内摸爬滚打多年，刘作虎的口碑一直很好，很少攻击友商，仅有两次“擦枪走火”，皆为误会所致，其它多数时候都是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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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年，刘立荣就有些理智过头，以致于不识时机了。
面对行业巨变大潮，金立的反应姗姗来迟，直到2011年才发布第一款智能机。
刘立荣慌了，“销量下降，我们的产品不符合潮流，在智能领域是空白。”
2011年，双十一当天，金立一口气推出7 款智能机型。靠着早年与分销商结交的深厚关系，当年金立全球出货量超过2100 万台，成为国内开放市场和海外ODM 市场份额最大的本土手机制造商。
但刘立荣仍然坦言，“金立在新技术上暂不具备行业领先的优势，但我们能做到快速跟进。”
自2012 年起，他彻底改变策略。在印度市场，金立全部的ODM 生产线都停了，转做自有品牌。
但到了2013 年，金立的销量从2011年是OPPO 和vivo 的总和，到被两者反超。
原因很简单，OPPO和vivo忍痛砍掉了价值数亿的库存，全面转型智能机。金立下不去手，一下就被拉开了差距。
这是金立遭遇的一次重大危机，刘立荣走进了手机行业的迷宫，一同迷失的还有贾跃亭与郭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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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闭门造机”，贾跃亭奇袭魅族。
2014年春节的前一天，魅族原副总裁、UI 设计总监马麟带着一部分总监和高级经理跳槽到乐视，继而就连魅族总裁兼联合创始人白永祥也准备加盟乐视。
黄章不得不第一次“复出”，春节后召开大会，誓言夺回市场，并答应拿出20% 股票分给高管和员工。
贾跃亭的打法很激进，要求在手机上使用绝对领先的技术，不能落后，哪怕是强行首发，每卖出一部手机乐视都要亏损一两百元，他企图碾压小米赖以存活的高性价比模式。
乐视与小米正式展开对攻战。
继黄章和雷军之后，周鸿祎又被贾跃亭在背后捅了一刀。
没了运营商的大腿可抱之后，酷派岌岌可危，郭德英四处搬救兵，与一心要杀入手机市场的周鸿祎一拍即合。
周鸿祎最早找过徐立华，打算与波导合作，生产手机，但没有谈拢。
几年后，360私有化，拟回归A股，坊间还一度传出360欲借壳波导。再后来，当雷军提出上市时间表后，坊间又传出小米要借壳波导。
波导，这个昔日的手机霸主在沉积许久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令人唏嘘。
周鸿祎还想联手雷军造机，但在3Q大战中，雷军挺马化腾，周鸿祎很恼火，合作自然告吹。
兜了一圈后，周鸿祎和郭德英“结缘”。酷派与360联合成立奇酷，其中酷派控股。为了推广奇酷手机，周鸿祎煞费苦心，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亲身刷脸。
可是郭德英刚同周鸿祎“许定终身”，转头又跟贾跃亭“眉目传情”，将乐视引入了酷派的董事会。
周鸿祎岂肯善罢甘休，最后，酷派退出奇酷，将全部股份让予360，奇酷手机也改名为360手机。
2016年8月，郭德英在给员工的一封内部信中表示，“在互联网+时代发展趋势下，酷派与乐视的战略合作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工匠精神’+‘生态化反’势必为酷派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将为客户、员工、股东及产业链创造更大的价值。”
从那一天开始，郭德英将酷派的权杖交给贾跃亭，自己退隐了。
贾跃亭把与余承东争斗落败的前华为荣耀总裁刘江峰找来，出任酷派CEO。
左拥乐视移动，右抱酷派，贾跃亭的手机王国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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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制造的“生态化反”概念，没几个人能明白，但不妨碍它的流行。
每次听到有人讲互联网思维，刘作虎都想驳回去。他说：“当年步步高做得风生水起，阿段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物，我从未听他说过什么惊人的语录，说来说去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做正确。听起来很普通，但商业不就是这样吗？把产品做好，不要欺骗消费者。”
创业之初，刘作虎去美国拜访了段永平，老领导送给他一段话：“无论什么时候，商业本质是没有发生变化。步步高、vivo、OPPO 能够成功，靠的两个字就是本分。”
做本分事，这正是他的擅长所在。
一加科技刚成立时，韩国第二大运营商公司开出40万的订单，但刘作虎拒绝了，他说：“万一人家半途不要了，我的公司就会死。”
后来，一加1出货150万台，60%销往海外——它搭载了海外用户易于接受的CM系统，这与出海的国产手机难形成了鲜明对比。
纯线上销售，主打海外市场，接下来4年，一加趟出了一条独特的路：成为被美国三大权威媒体《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一边倒称赞的中国手机，卖到了全球35个国家，70%用户是外国人。
而与一加同期而生的“小伙伴”，后来命运迥异。
成立最晚的ZUK最先被联想放弃。
2014年，联想从微软手中接盘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加上联想品牌、神机工厂ZUK、联想Vibe系列，同时运营四个手机品牌。
杨元庆称：“说实话，同时运营四个品牌，有一两个品牌最后成功了，对于联想集团来说就成功了”。
想法很性感，现实很残酷。
三年后，联想品牌手机，没了；神奇工厂ZUK，没了；联想Vibe系列，没了；Motorola，成了MOTO，现在又回到了Motorola。
中兴的转型之路也是坎坷至极。2015年，努比亚宣布单飞。
2015年、2016年、2017年，努比亚出货量都在1000万台左右，这就意味着连续三年销量几无增长。
2017年7月，中兴发布公告，转让努比亚10.1%股权。努比亚不再纳入中兴通讯合并报表范围。
转型路上的不坚决直接导致了金立在功能机时代的辉煌昙花一现。一步慢，步步慢，昔日的“机王”在智能机时代再也没能赶上来，金立不得不关闭了IUNI。
唯独荣耀，名副其实，成为了华为的荣耀。
余承东确立了精品路线，决然砍掉中低端运营商业务“这种做法没有未来，运营商压价很厉害，产品质量很难保证，华为员工都不愿意用我们自己的手机，因为太低端了。”
埋头苦干，不走捷径，方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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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能手机行业出货量在2016年到达顶峰，市场份额开始向头部厂商集中，中国手机的“战国时代”结束，“华米OV”跻身为新的第一阵营。
不可一世的乐视帝国分崩离析。2016年，乐视资金链危机爆发，贾跃亭精心筹谋的手机业务被孙宏斌弃如敝履。
2017年8月，酷派CEO刘江峰去职。11月，进入酷派董事局一年零三个月的贾跃亭辞去一切职务。
酷派就此泥足深陷，市场上再难觅踪影。
危机重重，如泰山压顶，贾跃亭跑去美国造车。刘立荣则是去塞班豪赌，这成为压倒金立的导火索。
2018年12月，深圳市中院已受理对金立的破产清算申请。这意味着金立进入了破产程序，但到底是破产清算还是破产重组还要再裁定。
“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滞留香港的刘立荣已经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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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未卜的还有锤子。
作为第一代网红，罗永浩享尽流量的福利。锤子自从成立以来，获得了8 轮融资共计17 亿。这些钱，大都是冲着罗永浩个人而来，其中包括贾跃亭的1亿。
罗永浩执着于文艺青年式的炫美，喜欢晒基于细节的“工匠精神”。
5年间，锤子科技出了8款手机：锤子T1，锤子T2，坚果手机，坚果m1，坚果pro，坚果pro2，坚果3，坚果R。
但罗永浩的“工匠精神”没能换来销量。2016年，锤子净亏损4.28亿元，被传出6 次倒闭，5 次被收购。
2017年，罗振宇采访罗永浩，问他为什么要做手机。
罗永浩表示，自己要做这个时代最大平台的东西，现在无疑是手机。
他还强调，自己必须要做手机，自己的终极理想是入场下次革命或者领导下次的科技革命。
只是他可能等不到下次革命了。
2018年12月5日，锤子完成工商信息变更，法人代表由罗永浩变更为温洪喜，他在英语培训班时的同事。
罗永浩对此事不发一言，他正在忙于接触百度、华为、阿里巴巴等巨头，寻求接盘。
在错误面前，个性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力。
锤子的困境，不是罗永浩的错误，行业大势已变。
据统计报告，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将同比小幅下滑0.2%，2019年到2022年将恢复到约3%的缓慢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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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向来敏锐。就像当初他最早捕获到智能机风暴来临，他也是最早预感到智能机寒冬将至。
2015年6月，他转发祝福高考生的微博时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交得（卷）最早，然而……”
也许那时他就猜中了结局。
2017年2月，黄章第二次“复出”，他通过微博表示“我将重新出山打造我的梦想机，去迎接魅族15周年”。
5个月后，魅族发布机Pro7，一改魅族此前主打年轻人群体的极客风格，营销方案直指中年群体，市场反响平平，并因风格大变，引发了粉丝的大量吐槽，“以前他（黄章）是神话人物，后来神话破灭了”。
因为销量太过惨淡，两个月之后Pro7就进行了大降价。
2018年5 月，魅族在北召开新品发布会，魅族高级副总裁李楠会后透露，接下来的京东618大促，魅族将集中清理Pro7 库存。
另一边风景独好。
2018年2月，小米年会，雷军意气风发地表示，公司营收过千亿，达成这个业绩，苹果用了20年，Facebook用了12年，Google用了9年，阿里巴巴和腾讯用了17年，华为用了21年，小米只用了7年。
7月9日，小米在港交所上市，首日即破发。
不过雷军早有心理准备，“手机行业也许不会快速增长了，但小米还有十倍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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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消失后，手机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随同流逝，唯有产品和服务才是继续成长的法门。
刘作虎反复告诫下属，移动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回到原点，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让用户的体验更便利，“潮流易逝，你看两年前，互联网思维这个词多热，现在谁还提啊？”
时间，既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
2007年1月，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发布了第一代iPhone，称其为“足以改变世界”的手机。
后来的事实证明，它的确改变了世界。
苹果登顶，摩托罗拉、诺基亚、HTC、西门子等一众行业翘楚被拉下高位，华为、小米、OPPO、vivo等中国后起之秀更改了世界产业格局。
2018年2月，WPP携手Google发布了BrandZ™2018中国出海品牌50强排行榜，华为第2名、小米第4名、一加第12名、OPPO第26名，vivo第28名。
BrandZ™是全球最大的品牌资产平台，覆盖了45个国家超过10万个品牌。这是衡量在市场销售中被验证的品牌贡献度的唯一品牌评估排名。
较之于其它友商，成立才4年的一加能够脱颖而出，令人刮目。
命运就像水车的轮子一样旋转着，昨天还高高在上的人，今天却屈居人下。
新的故事还在书写。
一加在小而美的道路上稳打稳扎。2018年10月，一加在纽约召开发布会，公布了年度旗舰一加6T的相关信息。此外，一加将与美国第三大运营商T-Mobile达成全面合作，成为第一个以高端机身份进入美国运营商体系的国产品牌。
刘作虎和他的团队注定不是爆发性选手，但就像下围棋，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来。
这听似蠢话，但值得谦卑地聆听。
手机圈内围棋下得好的人不少，雷军中学时就夺得冠军，但创业后甚少执子。
小他两岁的刘立荣大学时拿过冠军，创办金立后，爱好不改，连续10年赞助中国围棋甲级联赛，还常与职业选手对弈。
他曾颇有心得地总结说：“下棋也好，做手机也好，都是一个过程，是长期的过程。对于过程来说，它一定有高低起伏，潮起潮落。竞争到最后，输赢一定不是一时的高低，而是要看经过长久的坚持之后，所能达到的水平。”
可惜知易行难。
刘作虎“最讨厌赌博”。小时候，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卖铺，农闲时，一堆人在小卖部支开桌子就开始赌。几十年以后，回忆起那一双双充满贪婪的眼神，他依旧感觉莫名的厌恶。
中国手机史已告一段落，检视过往，多少人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他们有的功成，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惟有本分者继续前行。
但若从另一个维度打量，创业虽有成败，创业家们却值得被同等铭记，中国移动互联网能睥睨全球，要感谢这些时代的追梦人。
参考资料
1.《专访OPPO创始人陈明永：软时代的硬汉子》，创业家
2.《中国手机往事》，腾讯深网
3.《刘作虎：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确保公司还活着”》，博客天下
4.《跌落神坛，魅族失掉的七年》，界面
5. 《机皇膨胀至死》，AI财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