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献身者：中国“钱商”的四十年

HBO电影《大而不倒》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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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行业小说之王”，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发表了《钱商》，旋即畅销欧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亦是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

阿瑟·黑利历时两年，采访了一干人等，方才成书，他绝不会想到，很多年后。中国总理会将之奉为经典，向官员们和银行家们反复推荐。

那是关于美国第一商业银行的故事。当银行总裁突然去世后，如何应对过渡期，两位候选人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副总裁海沃德坚持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把承诺投于旧城改造项目的贷款转投给美国最大企业之一的超国公司。另外一个副总裁范德沃特则坚守传统价值观，认为不能削弱对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积极推动扩张银行的社区网络。

海沃德起初风光无限，但很快因超国公司破产倒闭而使美国第一商业银行陷入巨额亏损险境，自己最终走上绝路；范德沃特因零售网点铺设成效显著，特别是成功应对了超国公司倒闭而引发的挤兑危机，最终被选为总裁。

阿瑟·黑利真是下足了功夫，社区银行、小额信贷、信用卡泛滥、假钞、美元贬值、委托代理、通膨高企……后来金融业诸多表象，他的笔下皆有所投射。

而几乎同一时段，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业依旧是一潭死水。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往西南8公里，在明皇陵旁的大庙镇有一个东陵村，李克强正在那里下乡插队，因表现突出，他成为大庙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直到1978年去北京大学读书。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李克强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也许他就是那时读过《钱商》，江苏人民出版社早在1978年即引入了中文版，3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新版。

很显然，这本书给李克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0多年后再版时，封面上赫然写有“李克强总理推荐读物”。

不过，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意义深刻的节点还要往后一些。如同《钱商》的开篇，好久以后，不少人仍忘不了1986年。往事还历历在目，回忆令人振奋。

事情发生在12月19日的上午。这天，邓小平听取时任总理及两位副总理的工作汇报后，专门强调了关于金融的改革，不仅在银行内各部门引起强烈的反响，外界亦为之震动。

他是这么说的：“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

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力促金融改革，但实则进展颇慢。这并不奇怪，从官方到民间，早已习惯了统购统销，金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向来是忌惮的。

那年7月，国务院已批准重组交通银行，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交通银行的历史可追溯至1908年，历经清朝和国民政府，几番拆分，较为复杂。或许是为了让“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央行拟筹建一家崭新的商业银行。招商局揽下了这个“雷”，70岁的副董事长袁庚亲自挂帅。

打那以后，谁也没料到的事情便接踵而来。

袁庚是个老革命，搞情报工作出身，“走起路来如雄鸡，坐立显狮威，目光锐利，思维敏捷”。他给时任国务委员兼央行行长陈慕华写信，请求给予支持。

在北京的会议上，争论很大，最后陈慕华拍板，“请大家相信，袁庚不会拆烂污的。”不过，央行只给了半年的期限，要是新银行不能顺利开业，批复作废。

找到合适的行长是关键，刚调入招商局的王世桢被袁庚盯上了，他原来是中国远洋局的高级工程师，购买轮船时与外资银行打过交道。但王世坚决不干，“我当时已50多岁了，马上就可安全着陆了，而且我也不懂银行，金融的水很深的。”

袁庚就给他吃一颗“糖豆”，先干着，一边干，一边找人，找到人就让他下。王世桢不会想到，上去容易下来难，还要等12年才找到接替人选。

那个人当时才30多岁，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安徽合肥的省委大院里进进出出，他叫马蔚华，是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的秘书。那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善后工作千头万绪，作为秘书，他的工作与金融似乎没有什么关联。

不过，很多年后，马蔚华却用“密不可分”来形容二者的关系，“我后来总结出三句话：不知未来者无以评判当下，不知世界者无以理解中国，不知宏观者无以处理微观。”

正在杭州师范学院读书的马云就凭借这种预判未来、放眼世界、从大局着手的思维，相继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和杭州市学联主席。他曾参加过三次高考，最后因出色的英语成绩破格升入本科。他不把这归结为幸运，“永远不要跟别人比幸运，我从没想过我比别人幸运，我也许比他们更有毅力，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熬不住了，我可以多熬一秒钟、两秒钟。”

熬的岂止马云一人。改革伊始，百般维艰，各行各业都要熬。

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开业，36个员工挤在深圳蛇口工业区一个小场所里，王世桢的办公室还不到6平米，但他们斗志昂扬。招商银行的典型意义在于，是按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法则办银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自负盈亏。

新交通银行一周前也成立了，加上原有的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到底是像模像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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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模像样的还有马云，英语就像一根魔法棒，牵着他实现一次又一次跳跃。

1988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担任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很快，他就成为杭州市优秀青年教师，在杭州翻译界小有名气。

同年，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调任央行行长，马蔚华随同进京，出任央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

1992年，每个月工资仅有91元的马云成立海博翻译社，很辛苦，营收勉强持平，没多余钱存进银行。

那时的银行虽然告别了“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帐薄一双手”的原始工作方式，但使用的还是286、386等型号计算机，只能单机使用，不能联网。

这给内部人钻空子留下了空间。

37岁的许超凡已经在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的位置上坐了8年，非常风光。他十分“大方”，司机结婚，不能去，给个小红包意思一下，司机打开一看，66万元。背地里，他是一个疯狂的赌徒，曾在澳门赌场4个小时输了6000多万人民币。1993年，他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贪污挪用银行资金，结果亏损1亿多美元。他又与副行长余振东、下属公司经理许国俊联手，从银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至设在香港的公司名下。

当许超凡这种体制内的“硕鼠”正在大肆贪墨时，体制外的机会如繁星般闪烁。

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中国互联网时代开启。

不过能洞悉互联网奥秘的人还是少数。1995年，马云受浙江省交通厅委托到美国催讨一笔债务。在西雅图，他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回国后即辞职，凑了两万块钱，创办海博网络公司，产品叫“中国黄页”。

美国充满魔力，能让人眼界大开，1990年代，高校里弥漫一股出国的热潮。在北京的新东方培训学校里，唐宁正在兼职做老师，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后来作为交换生去了美国。

社会上的热潮则是去海南，自独立建省后，海南就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中央各种利好政策不断，1995年，海南发展银行成立，那时马蔚华已经离京南下，执掌央行海南省分行。

“下海”的马云却北上进京了，去首都推销“中国黄页”，这是一段不开心的经历，他被当做“骗子”，只得打道回府。1997年，他终于迎来一个机会，受外经贸部之邀，再次“北伐”，组建了国富通信息技术公司。

马云在北方摩拳擦掌，马蔚华在南方则黯然神伤。海南地产泡沫破裂，金融体系飘摇。

1997年，央行关闭了海南5家实质上破产的信用社，并将另外28家并入海南发展银行。同时，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开始，存款利率被压低，海南发展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在1998年关闭，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破产第一案”，马蔚华出任清算组组长。北京一位金融研究学者说，这意味着他在央行体系内的仕途实际上走到了头。

马云的第二次创业实际上也走到了头。外经贸部希望国富通为大型国企服务，但马云希望做电子商务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理念出现分歧，双方分道扬镳。

接下来要做什么？马云还没想好。

已经远赴美国留学的唐宁想好了要做什么，通过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经济学老师，他了解到“格莱珉模式”——经济学家尤努斯为孟加拉贫困人群开创的无抵押小额信贷机制。他非常感兴趣，并利用1997年暑期实践，亲自去了一趟孟加拉，近距离考察。

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美国互联网泡沫隐约已有征兆，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却播下了颗颗种子：2月，张朝阳成立搜狐；3月，丁磊拿下163.net邮箱系统；6月，刘强东在中关村创立京东；9月，周鸿祎创办3721；11月，陈天桥成立盛大网络、马化腾等五人创办腾讯；12月，王志东从美国回国创办新浪、马云率队返回杭州。

上述大事件，如今都是耳熟能详，不过那一年还有件事，当时看似不起眼，实则意义非凡。

1998年4月16日，在深圳南头，一个叫彭千的人通过招商银行“一网通”购买了一批价值300元的VCD光碟，这标志着国内首家使用银行卡进行网购结算的电子支付系统正式开通。

彭千是招商银行网上银行业务团队最早成员之一，他的这笔交易看似平淡无奇，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但在金融科技史中，却是一次从0到1的突破。”

虽然敢于创新，此时的招商银行还只是一家总部在深圳的小银行，和中国大部分银行一样，被不良贷款逼到了墙角。

1999年，被王世桢相中的马蔚华卸任央行职务，接手招商银行，从海口飞赴深圳。他多年后回忆说，飞机起飞的刹那，“那是一种奇妙的情感交织，让人难以忘怀”。

可惜奇妙的感觉没有持续太久，马蔚华上任第一天，沈阳分行发生挤兑，刚刚平息，央行下令商业银行停办离岸业务，招商银行是国内第一个试水离岸业务的银行，一旦叫停，会引发挤兑。马蔚华赶到北京，见时任央行副行长刘明康，后者同意，不正式下达文件暂停这一业务，改为手抄件传达。马蔚华通过打时间差化解了这一风险。

招商银行钱紧，而否极泰来的马云终于不差钱了。他和“十八罗汉”在湖畔花园再次创业，“要做一个中国人创办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十八罗汉”之一，后来曾任蚂蚁金服首任董事长的彭蕾回忆说，她对马云的大话“既茫然，也没太大兴趣”。但马云为阿里巴巴设计的B2B模式，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1999年7月9日，阿里巴巴在香港注册成立时，会员已达到3.8万名，页面浏览率每天12.5万。

《福布斯》杂志写道：“20个客户服务人员挤在客厅里办公，马云和财务及市场人员在其中一间卧室，25个网站维护及其他人员在另一间卧室。……像所有好的创业家一样，马云知道怎样用有限的种子资金坚持更长的时间。”

阿里巴巴终于被资本市场认可。1999年10月，高盛投了500万美元。三个月后，软银的孙正义又投了2000万美元，换取36.7%的股权。

马云找准了赛道，前途可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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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下去银行还有什么前途？”化解了几次非常态风险后，马蔚华反复质疑，开始大力推广业务网络化。

1999年11月，招商银行正式推出网上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开展在线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

2000年，中国有650万台可上网计算机，网民1690万；2002年，可上网计算机增至2083万台，网民则有4580万。互联网大潮给网点少、市场占有率低的招商银行以可乘之机。

银行业必然要联网，一则惊天大案则加速了这种趋势。

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将全国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联网后，电脑中心反映出账目有4.83亿美元亏空。通过对账目分析，案发范围锁定到广东开平。这时，开平支行的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突然失踪，此即震惊全国的中国银行开平“1012”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

原来，许超凡升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处处长后，余振东、许国俊相继接替开平支行行长。三人相互勾结，数年间将4.83亿美元资金转移到海外。

2001年10月13日，这三人潜逃至美国。2001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广州考察，气愤不已，要求严查。后由中纪委牵头成立的工作组进驻开平，公检法及银行等部门总共调动了六七百人。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当时是央行广东分行副行长，他反思说：

此后，积极发展自助银行、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等，逐步实现银行的实时化、随身化、移动化。除此之外，还有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各行各业都在应用技术的发展，整个金融业在技术应用方面，既是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这是技术从内部对金融业的一次“鞭策”，但还不是最厉害的，几年后，BAT掀起的风暴将会从外部呼啸而来。

不过马云那时一门心思在“鞭策”自己的员工。

2001年1月2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与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来阿里巴巴参观。张德江问马云：“你希望这个公司将来做到多大？”

马云说：“我希望它会是一家市值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

王国平赶紧打圆场：“张书记，小马可能说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五亿到五十亿人民币的公司。”

马云停了一下，还是坚定地说：“不，我说的是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

两位书记的随员当中，很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想笑又忍住的神色。

马云非要把事情干成不可，天天给团队施压，“阿里巴巴做事情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如果要做第二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关了。”

2003年，淘宝成立，目标是打败易趣。刚入职的倪行军一查易趣的市场份额，百分之九十多，心理快崩溃了。他给淘宝写网页劫持代码，但主要工作是打磨“担保交易”的项目，担心无法转正。

一年后，“担保交易”有了一个新名字：“支付宝”。

今天，在杭州有一栋“支付宝大楼”，大厅墙壁上有个相框，框里是一张写满数字和字符的格子纸，那些字符就是支付宝最初的几行代码，出自倪行军之手，曾担心失业的他现为阿里巴巴合伙人之一、支付宝事业群总裁。

淘宝后来能将易趣击溃，依仗的就是支付宝，它解决了交易中的“诚信”问题。

到2004年下半年，支付宝的日交易量已达8000笔，合作的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不得不调动辖区十几家支行近300人来处理，但大量单据依然积压，对账复杂。马云去拜会中国银联高层，想依靠后者解决淘宝的支付难题，但囿于政策所限，无果。

马云只好自己干。2004年12月8日，支付宝成立了独立公司，正式与淘宝拆分。

招商银行在马蔚华的带领下也与过去的业务拆分，进行第一次转型。他告诉分行行长们：不做对公业务，今天没饭吃；不做零售业务，明天没饭吃。

对公业务的模式是喝酒拉关系给回扣，零售业务靠拼服务和品牌。马蔚华要做中国最好的零售银行。

刘明康说，招商银行由此开创了中国银行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进程。

传统金融机构终于放下身段，摸索如何与技术接轨，但还只是点状突破。

这一年，写下《钱商》的阿瑟·黑利去世，他倡导的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理念还有待第三方支付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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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是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大门。

支付宝最先意识到与金融机构合作的重要性，2005年2月，支付宝推出全额赔付制度，3月就与工商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随后又与农业银行、VISA等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2005年是第三方支付元年。除支付宝与财付通外，又有50家第三方支付公司成立。

互联网金融真正竖起大旗，进入行业和公众视野还要等到2013年余额宝爆发之后，但金融与科技的碰撞融合在那一年已经初具雏形。

严格意义上讲，互联网金融包括四个门类：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比如互联网银行、互联网券商和互联网保险；全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比如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资产管理、互联网小额商业贷款和互联网消费金融；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比如P2P和众筹；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比如在线投资社交、金融产品搜索、个人财务管理、在线金融教育和个人信用管理。

可在媒体炒作及相关从业者别有用心的解读下，使得大多数国人以为互联网金融就是P2P。实际上，P2P（peer to peer）是英国公司Zopa在2005年首创，它提供互联网小额贷款服务，利率、还款周期等由会员自主商定。

辞去华尔街的工作、回国做投资人的唐宁借鉴这种模式，于2006年创办宜信，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示范性更大的是2007年创立的拍拍贷。自后，P2P公司遍地开花。

第三方支付远不止只是扮演信用中介的角色。2008年支付宝与建设银行合作，推出信贷服务，符合信贷要求的淘宝卖家可获得最高十万元的个人小额信贷，这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一场大危机即将来临。

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行各业均不能幸免，传统金融机构尝试利用网络促销，一批保险网站涌现。

2011年，保监会下发《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互联网保险走向规范。但关注度最高的合作还是“三马卖保险”。次年4月，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中国平安马明哲共同成立“众安在线”，网上销售保险，不设实体分支。

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如此之深，这被解读为互联网金融进入新时代。

在部分银行家看来，银行不仅要依托和服务商业场景，更要向上游进军，自己掌握新兴的电子商务平台。2012年，四大国有银行都宣布了各自电商的开业。

相比之下，跟支付宝合作，发放小额贷款就有点无足轻重了。2011年4月，建设银行和支付宝合作的卖家信贷服务悄然结束。

阿里巴巴又一次选择“单干”。2010年和2011年，先后在浙江和重庆拿到小贷牌照，开始了互联网微贷模式的探索。这一模式后来被总结为“310”，3分钟申请，1秒钟到账，0人工干预。

2013年6月，余额宝上线，18天用户突破250万，资金规模为66.01亿元，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货币市场基金。

互联网金融一时成为显学，风头无两。

如果说P2P平台利用“高收益率”分流了大量社会资本，让传统金融机构怨声载道，那么余额宝的横空出世，则让传统金融机构深感危机。

2014年2月，央视财经评论员钮文新发表文章，称余额宝“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并呼吁取缔余额宝。

这更进一步加剧了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底开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下调了快捷支付转账限额。

监管部门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再次进行修改和补充，腾讯与阿里巴巴均表示“积极拥抱监管”。随即，央行与银监会分别发布规范快捷支付流程的5号文、10号文，明确规定交易原则上由银行验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钮文新的观点充满偏颇，可在当时，真实反映了外界对余额宝的误解。

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的资金规模不可能撼动整个金融体系，对经济全局的影响更是微不足道。余额宝的真正意义在于启蒙，让更多的人认识货币市场基金。

马云称，那是支付宝“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最光荣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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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们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改变，比尔·盖茨20年前的预言——在互联网冲击下，传统银行将成为21世纪的恐龙，客户将流失到其它高科技金融服务提供商——就会成为现实。

银行开始与互联网公司争夺用户入口。

用户在哪里？马蔚华的答案是“两小企业”，即小企业和小微企业。

中国99%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利税占比超过50%，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然而融资难一直制约着小微企业的发展。

马蔚华提出，招商银行要进行第二次转型，将目标客户聚焦于小微企业。不过，第二次转型还没结束，他就交出了权杖。2013年5月31日，他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告别信，发在网上，为的是给新行长田惠宇奠定一个好基础，希望他能赢得认同。

无独有偶，就在两个月前，支付宝的母公司以其为主体筹建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将服务人群锁定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一年后，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改名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蚂蚁，隐喻“从小微做起，只对小微的世界感兴趣。”

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同时发力于小微企业和低净值用户，背后逻辑正是互联网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以及体验和模式的重构。

而服务小微客户恰与主政者的理念不谋而合。

2014年1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杭州泰隆商业银行考察，询问负责人是否读过《钱商》，当得知没有后，他告诉对方，这本书讲的就是银行怎样为小微客户服务。随后的一次常务会议上，他又引用《钱商》的故事告诫参会者：“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要做，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3年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再次提到《钱商》，“这本书描写两家银行竞争，其中一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忽视了小微企业，忽视了普惠金融，也就忽视了自己的存款贷款来源。”

普惠是互联网时代金融的主调。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的含义是：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

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公布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及互联网金融公司交出的首份“普惠金融成绩单”。

报告的案例实践显示，蚂蚁金服已经成为国内数字普惠金融的代表，其服务覆盖的用户范围、服务深度已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蚂蚁金服的带动下，腾讯金融、京东金融、苏宁金融等大平台精进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

但大潮之下，难免泥沙俱下，诸多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P2P平台沦为庞氏平台。

到2015年，P2P平台已经有3800家，涉及金额超过9000亿元。2015年12月3日，e租宝被查。在看守所里，e租宝总裁张敏坦承：“e租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影响实在恶劣。2016年10月13日，中央连发7文，全面整治互联网金融行业，近1000家网贷平台跑路、倒闭，第一波“雷潮”持续了差不多一年。2017年12月26日，钱宝网实际控股人张小雷向南京公安机关自首，拉响了P2P第二波“雷潮”的警报。截至2017年年底，P2P平台总数5382家，其中问题平台3631家，占比67%。

大浪退去，裸泳者显出原形，深耕者继续开拓。

蚂蚁金服在金融与科技之间不再摇摆。2017年，马云提出TechFin战略，蚂蚁金服专注Tech，帮助金融机构做好fin。

银行则放下自负。2017年3月，建设银行与蚂蚁金服宣布战略合作，开启了新一轮大型银行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合作的先河。

随后的6月，工商银行与京东金融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农业银行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中国银行与腾讯合作成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8月，交通银行与苏宁金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至此，五大商业银行全与大型互联网平台“配对”成功。

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也纷纷加入跨界合作的队伍之中。9月，南京银行与蚂蚁金服及阿里云宣布战略合作，共同发布南京银行“鑫云+”互金开放平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与科技的分野日渐消弭。

2018年5月，安永发布的《中国上市银行2017年回顾及未来展望》报告显示，41家上市银行中，有35家在2017年年报中提到了大数据、云计算／云平台、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具体业务中的运用，报告认为这体现了“上市银行正进一步推动新技术与银行业务的深度融合”。

2018年6月，继承了阿里小贷衣钵的网商银行宣布将向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开放“310”技术，共同服务线上线下小微企业。7年又2个月之后，阿里系的小微企业生态再度向银行贷款敞开怀抱。

独木难成林，科技公司做好技术支撑，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双方互补，普惠金融才有更大市场。

新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撰文表示：

我国的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必须依靠金融科技手段——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并购，或者和新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事实上，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并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合作共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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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2013年的“双马会”。

马蔚华：马云，你如何看待将来这个市场划分，如何看待我们兄弟之间的友情呢？

马云：我感谢银行。银行做了很多努力，但没做好，我们替它做好。我们把老百姓搞富了，你们把富人搞的更成功，这就是生态链中的合作。

后马蔚华时代的招商银行进入了转型的下半场，明确提出“金融科技银行”的定位。

现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的马蔚华，在公开场合反复呼吁，要拥抱金融科技的2.0和3.0时代。

蚂蚁金服的杭州总部是一个玻璃幕墙覆盖的Z形建筑，里面有一尊红色的雕塑，是一个男人弯腰看向地面的场景，当员工进入大楼时，数码相机会扫描他们的面部，暗合了这家公司的科技底色。2018年6月，他们完成了新一轮140亿美元融资，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单笔私募融资。

一个多月后，经中美执法部门合作，潜逃17年的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他于2009年在美国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负债总有一天要偿还！

这种债，既包括贪腐，也包括诈骗。2018年以来，近300家P2P平台“爆雷”。唐宁和宜信也卷涉其中。

某种程度而言，P2P泡沫被挤出是好事，让民众和监管层都意识到，金融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而金融的基础设施正是技术。这三十年来，科技重塑了金融生态，从起初作为销售渠道及支付工具，到如今融入产业链，无缝对接各类场景，并进一步影响监管。

2018年4月，重庆市金融办与蚂蚁金服成立监管科技合作实验室，引入蚂蚁风险大脑，共建地方金融风险智能监测防控体系。其后，西安、广州、贵阳、北京、天津等7地金融监管部门加入。

央行办公厅主任、金融稳定局局长周学东披露，正通过对5家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模拟监管试点，累积经验，监管办法力争2019年上半年正式推出。

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具体细则还在研讨中。

可以预见，金融和科技终成一体，金融机构最后皆为科技公司。

大势不可逆。

袁庚，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先驱，生前接受媒体访谈后，坚持把记者送到电梯，在电梯门将要关上之际，他特别嘱托一句：“向前走，别回头”。

中国金融业及参与者的经历，充分印证了《钱商》中的一段话：“金钱、商业、利润等等，本都是无可厚非的，可献身于三者； 但这种献身不是盲目行为，而且献身的同时始终要考虑到道义、财富的合理分配和道德准则 。 ”

参考文献：

1.《钱商》，阿瑟·黑利 ，陆谷孙 译

2.《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四大行和BAT“结对子”对金融科技非常有利》，李东荣

4 . 《全球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报告（2015）》，廖理

5.《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6.《支付：生态系统之门》，高盛

7.《蚂蚁金服改变了中国银行业，但蚂蚁金服也将被“改变”》，华尔街日报

8.《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和调查报》，国家发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