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法国仍然生活在1968年的阴影中

写在前面的话：

1. 原文为纪念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时所作，此为修订版。

2.  “黄马甲”运动的激烈程度远超预期，法国媒体将之称为“起义”。在示威者中，有人甚至打出”中国工农红军“旗帜。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1968年5月，毛主义和红宝书成了法国激进青年的精神武装，毛的巨幅画像被游行队伍高高举起。

法国民众总能赢得抗议的胜利。这次“黄马甲“运动可能也不例外。

3. “黄马甲”运动跟“五月风暴”相比，小巫见大巫，两者有同异。

共同之处是，都一脉相承了法国人动辄抗议打砸烧的传统。

不同之处是，50年前，法国还很富足，民众遭遇精神危机，在“世界革命”的影响下，寻求变动。50年后，法国经济停滞，民众宁愿好死不如赖活着，拒绝改革。

4. 马克龙“救”不了病入膏肓的法国。民粹主义极有可能卷土重来。

5. 美国主导去全球化，欧洲民粹回潮，当下像极了1930年代的世界。

一场大变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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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法国简直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与法国有关的最近一场战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远在东南亚的越南战争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不用像美国人一样提心吊胆被送到前线。

经济持续增长了30来年，每家每户都有汽车和电器，要是嫌房价贵，政府还提供公共住房，社保体系完善，度假旅游是常有的事。

年轻人完全没高考压力，只要高中毕业考试合格，都有大学上，10年间，大学生数量从不到30万增加到近70万。

德高望重的戴高乐还是他们的总统，虽然快80岁了，身体还硬朗。有他在，国家就有了主心骨。

法国人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可历史就是这么诡异。

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书中曾写道：“一切伟大的行动与思想，总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在他死后的第八年，应验了。

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楠泰尔大学为游泳池落成剪彩。

楠泰尔大学，也被称为巴黎第十大学。可怜的弗朗索瓦·米索福被学生围住，质问为什么男生不可以访问女生宿舍？

长期以来都是男女分班，部长觉得莫名其妙，当然无法回答。

一个叫科恩·邦迪的学生不依不饶：“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

部长烦了，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

科恩·邦迪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

法西斯于法国人而言是永久的伤疤。学生们被激怒了，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

部长只能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看似就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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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萨特说，五月风暴起源于越南革命。

越南人所做的和正在做的这一切完全改变了法国学生的看法，使法国学生现在知道了仍然是未知数的可能性。并非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个人只有尝试去做并且失败了，他才知道某事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发现，对西方的最后结局和革命者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而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总结，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

简而言之就是：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物质丰富但精神匮乏，正处在荷尔蒙爆炸的年纪，需要“破坏”。

如果说越南战争让他们意识到，并非一切都可能，却依旧值得冒险。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彻底让他们疯狂。

红卫兵们砸烂一切、打倒一切的勇气和态度，对年轻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1960年代，法国的大学生们都得穿西装打领带，看似整齐划一，但底下暗潮汹涌。3M （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 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

福柯就说过：“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

1963年，总统技术顾问雅克·纳博纳曾给戴高乐写信，预言1968年将要爆发一场风暴，但并未得到重视。

风暴被引爆只需一小撮火花足矣。

从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戴高乐一直有超过7成的民调支持。“五月风暴”开始后，他百思不得其解，要求见一见学生领袖，想知道孩子们到底想要什么。

结果学生领袖们说：他们要性自由！

戴高乐张着大口，不知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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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卫兵们视性为洪水猛兽，法国革命小将高呼：“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

科恩·邦迪被推为学生领袖，他外号“红毛丹尼”。红，既是他头发的颜色，也是他的政治理念的颜色。

3月21日，为抗议越南战争，法国一个左翼小分队占领了美国捷运公司在巴黎的大楼。警方拘捕6人，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大学的学生。

第二天，“红毛丹尼”率领学生爬上学校钟楼，还占领了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学生首次占领教育行政机关。

这对法国年轻人来说，简直太刺激了，一时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都跑到楠泰尔大学，并成立了以“红毛丹尼”为首的“322运动”组织。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巴黎其他的大学里相继发生一系列骚乱。

5月3日，巴黎大学训导处把“红毛丹尼”等学生领袖叫去，要求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学生们集合示威，表达不满。

校方呼吁他们解散未成，无奈之下叫来了警察，引发冲突，“在几分钟之内制造了一场群众运动”。几千名学生参与了与警察的搏斗，结果600人被捕，几百人受伤。

5月3日下午4点，大约1600名警察包围了巴黎大学。

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男青年把一块铺路石向一辆旧式雪铁龙警车掷去，车窗玻璃碎片顿时横飞，一个黑影应声倒下。

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律内的头颅被打破，时间是5月3日17时半。

这预示了一个更残酷的开始：整个巴黎成了战场，“五月风暴”正式开始。

5月6日，法国学联及教师工会号召罢课。学生与警察爆发冲突，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22人被捕，345名警察受伤。

萨特连续“煽风点火”，8日他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9日，他再联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

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巴黎拉丁区爆发更大规模示威抗议，警方则封锁塞纳河上桥梁，双方展开激烈冲突。

5月10日，学生们撬开人行道的铺路石，筑起了第一批街垒。

米歇尔·伯恩跟着学生们占领了巴黎的剧院，他让女朋友站在自己的肩上，将悬挂着的法国国旗拿了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部分。

夜里两点，保安队向街垒发动进攻，动用警棍、水炮和催泪瓦斯等来驱散学生，学生则投掷石块、挥舞棍棒进行还击。

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数以百计的人受伤，医院很快爆满。

5月11日，政府与学生谈判，表示让步，但学生们得寸进尺，特别是以“红毛丹尼”为首的学生领袖，各怀心思，谈判破裂。

学生运动规模进一步扩大，12日，巴黎数万名学生和教员占领了纳税中心。13日，索邦大学被占领，并成立“行动委员会”。

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起响应。

戴高乐总统对学生运动不屑一顾，并于14日出访罗马尼亚。

为支持学生运动，法国电影界宣布戛纳电影节停摆。艺术家们的介入，使得“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

一些学生组织奔赴工厂，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

5月18日，最先是巴黎八十万工人罢工。城市处于瘫痪状态，街上没有汽车和警察，米歇尔·伯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巴黎大街小巷，感觉这里已然是解放区。

22日，罢工达到了高潮，参与的工人多达一千万，占法国总人口五分之一，整个法国陷入混乱。

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戴高乐不得不紧急返回，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冷静，但没用。

坦克和伞兵在巴黎郊区集结，工人和学生砌起更多街垒和路障，内战一触即发。

这时，总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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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很多。一种说法是戴高乐被暗杀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戴高乐已经潜逃。

民众显然低估了总统的决心，作为能跟希特勒干到底的人，他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事。

戴高乐秘密飞往驻德法军司令部，评估军方的忠诚度。驻军司令表示，支持总统，但不会向学生和工人开枪。

戴高乐心中有数，返回国内，施展“连环计”，他把之前逮捕入狱的右翼领袖们释放，让他们去发动针对左翼的心理打击。

五月下旬，左翼艺术家们走到了“革命学生”的前面，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这某种程度体现了这场风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底质。

5月30日，一百多万右翼分子举行反共示威，向总统府进军。戴高乐再次发表电视讲话，承诺暂不退休，参选下一届总统。

法国局势随即恢复平静。

“五月风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青年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独立的阶级，但他们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角，但从政治角度讲，手段和目的混杂不辩，注定是一场没有胜负的零和博弈。

法国损失了几十万法郎，微不足道，但给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它“是法国社会的一场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

在运动初期，法国总理蓬皮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受到冲击的不是政府，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国，而是当代文明。当风暴“胜利般的失败”后，他又公开预言：一切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物欲带来的感官愉悦总会很快磨平精神上肤浅的伤痕。法国不再有独立的文化，开始唯美国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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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伯恩失望至极，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中国，但“文革”正酣，他无法入境，只好在香港逗留，接触到许多偷渡至此的内地知青。他三观倾覆，天崩地裂。40年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知青的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潘鸣啸。

1998年，“红毛丹尼”重返楠泰尔大学，试图向学弟学妹们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在一片哄笑中，被人朝脸上结结实实扔了块奶油蛋糕。年轻一代的人，提起这并不遥远的过往则是恍如隔世。

数年后，“红毛丹尼”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支持欧洲一体化，不遗余力地为欧盟鼓吹和辩护。在回忆录《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中，他干脆把当年的行为斥之为“傻事”。

49年后，法国选出第一位“68运动”之后出生的总统——马克龙，楠泰尔大学的毕业生。

受学长们影响，马克龙也是“热血青年”，渴望变革。正因如此，他才作为“黑马”闯入政坛。

客观讲，他还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无奈法国这辆破旧的“跑车”，已是徒有其表。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努力复苏，唯有法国继续沉沦。

10年前，法国GDP为2.918万亿美元，10年后法国GDP为2.583万亿美元，再考虑到通胀，法国人这十年相当于在“梦游”。

马克龙敢娶60路离异老师为妻，显然不走寻常路，他想了一招妙棋：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首先，法国传统的高铁、汽车、大飞机等产业毫无竞争力，新兴的互联网机遇又没抓住，只能兵行险着。

其次，法国石油匮乏，严重依赖中东，但在中东没有话语权，不得不仰美国鼻息。

再次，打着保护气候的旗号，借助《巴黎气候协定》，可以在国际上联合遏制传统能源大国的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

最后，通过财政政策，对传统能源产业征税来补贴新能源产业，引导资本和消费者转向。

一石四鸟，马克龙的算盘打得很精明。可惜接连遭遇“巴掌”。

第一巴掌来自特朗普，直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的霸权可是依赖于“石油美元”，都去发展新能源，不消费石油，美国的重要性如何突显？

如果说外部打击，马克龙还能联合默克尔，借助欧盟予以化解。可来自法国民众的第二巴掌，他就吃不消了。

改革需要承受阵痛，可法国人不想承受。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低收入者年收入增长率不到1%，而高收入者年收入增长率约为3%。同时，人口老龄化严重，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约20%。

穷人多，老人多，需要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政府怎么办？

第一加税。2017年法国税收占GDP比达到46.2%，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34.2%，在36个OECD国家中位居第一。

第二负债。法国债务占GDP比重已经接近100%。

家底如此，如何打好这副牌？

马克龙出台了燃油税。他高估了自己的耐性，低估了民众的惰性。

“黄马甲”运动开始，从最初的抗议高油价演变为抗议购买力下降及社会不公。

巴黎烧了。完全失控。

法国的动乱史反复表明，民众的诉求往往以暴力的形式结束并赢得胜利。这次可能也不例外。

强如戴高乐亦是无能为力，民调一路下滑的马克龙又能奈何？为了政治生命及党派利益，他大抵是认输了。

可法国人胜利了吗？

50年前，“五月风暴”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50年后，“黄马甲”运动又是一个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