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金庸：今世良晤，就此别过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南下香港，北望神州，查良镛曾写道，“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他念兹在兹的是浙江海宁袁花镇。

袁花旧有崇教寺，原是南北朝梁江州长史戚衮的宅基，宅后皆山，戚衮的夫人移栽许多花木，俨然成花园。园中花被称为“园花”，后来逐渐演化而称作袁花。

袁花镇西南面一公里处的新伟村有一座大宅院叫赫山房，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此。

查家是海宁名门望族，香火绵延600年，明清两代“查氏获得生员资格人数为800人，考取进士、贡生者共133人”。尤其是康熙年间，曾创造“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的科举神话，皇帝还特意为查氏宗祠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雍正登基后，查家遭遇灭顶之灾。

1726年，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被控故意去掉“雍正”之首，犯大忌。査嗣庭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15岁以上被杀，15岁以下被流放，女人则全部罚为奴仆。

查家沉沦数代，直到光绪年间重新翻身。

查文清，光绪丙戌年进士，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因政绩良好，加同知衔。

彼时，外国传教士涌入沿海地区，屡与百姓摩擦，丹阳亦是如此，群众围攻教堂，大火焚之，即为“丹阳教案”，轰动一时。查文清不忍苛责百姓，将他们私放，后被追责革职。

很多年后，查良镛在《连城诀》中将此事有所演绎。他在《连城诀》的后记说：“我祖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袁花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米行和酱园店。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地，用租金设立一座义庄，专门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学、大学，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

查文清生有二子，幼子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娶妻徐禄，生有五子和二女，老二即为查良镛。

赫山房有五进，九十多间房，其中书房有三间，大多是线装书，查良镛8岁时读了此生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之后又读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及《近代侠义英雄传》等，开始与武侠小说结缘。他曾自述：“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

10岁那年，父亲送给查良镛一件圣诞礼物，是一本《圣诞颂歌》，讲冷漠无情的守财奴最后变成慈爱友善的人。余生80多年，他都珍藏着这本书。

1937年，日寇进犯江南，徐禄在逃难途中急症病亡。当时，13岁的查良镛尚在嘉兴读书，次年学校南迁丽水。

1939年，查良镛和同学沈德绪一起编了一本小升初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没想到一时洛阳纸贵，行销周边数省。查良镛大赚，他用这笔钱资助同学，也帮助自己撑过了抗战岁月。

查良镛资助的同学中有一个叫沈宝新，1948年两人居然在香港碰头，后来一起办《明报》。

1940年，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查家丫环顾秀英，生有四子二女，一直生活在袁花镇新伟村。

当时，查良镛正在上高中，罹患疟疾，沈德绪拉着其他同学采摘草药，熬成药汤给他服下，这才退烧去疾。

查良镛说：“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1985年，查良镛与老同学在杭州聚会时，还拉着儿子，给沈德绪敬酒。再后来，查良镛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之时，沈德绪是浙大园艺系博士生导师。

因写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讽刺老师，查良镛被开除，转入浙江衢州中学。半个多世纪后，这所学校招了一个女生叫周迅，她成名后，出演了《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查良镛说这个小师妹“声音太难听”。

1944年，梦想做外交官的查良镛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又因不守规矩，被开除，插班进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但没拿到毕业证。后来辗转求学于长沙国立湖南大学，因手续问题被拒。这是他心中的大遗憾，乃至于80岁高龄时，还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

1946年7月，在外漂泊八年的查良镛回到赫山房，住了20多天，然后与父亲、继母和弟妹们告别。

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故宅。

2

查良镛到杭州，为《东南日报》副刊主持《咪咪博士答客问》，这是一个为读者解疑释惑的大众性知识专栏。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

查良镛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

有一个叫做杜冶秋的读者，看后不以为然，写了张便条寄去：“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几天后，查良镛给杜冶秋写信，“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

在杜家，查良镛见到了杜冶秋，一个小男孩。聊天时，杜冶秋17岁的姐姐杜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查良镛一见钟情。

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

次日，查良镛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约杜家人去《东南日报》报馆楼上影剧场，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看戏时，他还给大家买了“可口可乐”。

就这样，查良镛与杜冶芬谈起恋爱。

1948年，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编辑，3000人报名参加考试，查良镛脱颖而出。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顶替一名新婚的同事，被派去香港。

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个变动，于他个人和中国文化而言将是多大的幸运。

查良镛写信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婚礼只得延迟。杜冶芬亲自送他到上海，送他上飞机。

查良镛诗云：“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那年他24岁，上飞机后，他发现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跟同行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10块港币。他不会讲广东话，下飞机后，上出租，用带海宁乡音的普通话告诉司机“去餐馆”，司机把他带去了“差馆”（警署）。

在查良镛看来，那时的香港，“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

1948年秋天，查良镛返回杭州，与杜冶芬结婚，婚礼场面宏大。随后，夫妇一道去了香港。

1950年初，杜冶芬只身返回杭州，告诉家人，查良镛可能调回内地。

原来查良镛时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文章，引起外交部顾问、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注意，邀他北上，协助外交工作。

查良镛毅然前往，在北京见过梅汝璈后，他又去外交部找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乔冠华表示欢迎，但也坦然告知，他出身地主阶级，应先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学习。

一身T恤和牛仔裤打扮的查良镛顿感不妙，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不理解，将来也未必可入党”。

查良镛重返香港《大公报》，继续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通宵达旦，杜冶芬则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场记。

查良镛开始写影评，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欢”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数月后，杜冶芬又只身返回杭州，她不适应丈夫的生活规律，又不会说粤语，生性活泼的她自然寂寞。后来，她一直留在父亲身边学习配药，再也没回香港。3年后，查良镛到上海办了离婚手续。

与此同时，查家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查良镛继母顾秀英的弟弟是土匪，解放后，曾在查家躲藏了几天，临走时把一支手枪偷偷藏在后院仓库里。镇反时，邻村一个土匪揭发了此事，尽管查枢卿并不知晓，仍被扣上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于1951年4月被枪毙，查家田地及产业全被没收。

闻讯后，查良镛悲愤难抑。他说：

逃往台湾的绝大部分人，血债累累，而今回到祖国却倍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830多名日本大战犯，从苏联押解回中国抚顺，不仅一个没处死反而都得到上等待遇？在今天，羁押错一个老百姓都要赔偿，而父亲的壮举，难道都不如这些罪恶累累的刽子手？那是一条宝贵的生命啊！就这样被轻易的夺去了，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吗？

故此，查良镛后写小说，主人公多背有杀父的血海深仇。

查良镛的悲痛，他的同事陈文统懂。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岭南大学毕业的陈文统前往香港谋生，后入职《大公报》。1950年，他接到家信，父有难，速回救。

陈家系广西蒙山县望族，陈文统父亲陈信玉是开明绅士，抗日期间，曾组织乡团保家卫民，还接济了一批来蒙山避难的文人。

当陈文统徒步走到邻县，遇到为土改队征粮的老同学彭荣康，得以捡回一命。

彭荣康告诉他：“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

陈文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没过多久，他父亲陈信玉被杀。

两个地主的儿子就这样成为同病相怜的同事，后来一并成为文坛大家。而他们的父亲在同一场运动中丧命。时耶？命耶？

当他们踏上去香港的征程时，从此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回头无岸。

3

香港《大公报》旗下有子报《新晚报》，陈文统和查良镛先后调去编副刊，他们常一起切磋围棋、喝酒吃肉、讨论武侠小说。

1954年1月14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约架”，双方都自认为“天下第一”，争执不下，就决定比武。

因香港禁止比武，擂台设在澳门，后经澳门知名人士何贤（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之父）出面协调，将武林争霸变成赈灾慈善义演。

5000港人奔去澳门观战，港报连日追踪报道。

一共打了3分钟。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鼻子而告终。比起之前造的声势，这场面很是有点尴尬。

但这就3分钟可以有大名堂。

当时，中央负责港澳办公室的廖承志曾明确指示香港《文汇报》，不要太讲政治，要照顾读者的兴趣，提供一些武侠小说。

指示虽给《文汇报》，但同为左派报纸的香港《大公报》也听在心里，正琢磨该怎么办。

《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是资深地下工作者，他的脑子很灵活，从比武中看到了机会。1月18日，他对陈文统说，你就根据这3分钟，创作一部武侠小说吧。

陈文统心想，丢你老母，搞笑吧。但是搵食艰难，不得不答应。

1月19日，《新晚报》预告“本报增刊武侠小说”；20日，《新晚报》发表《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8月1日，《龙虎斗京华》刊毕。

梁羽生就此横空出世，世人不再知陈文统。

《龙虎斗京华》之后，梁羽生又写了《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1955年2月初，罗孚忽然向他紧急约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的头上不可。

查良镛几番纠结，只好答应，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截稿日子到了，编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晚九点前无论如何要交一千字，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查良镛的灵感，他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所以后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查良镛想起了江南老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海宁乾隆留下御笔的石碑，想起了海宁的大潮，想起了同为海宁名门的陈家。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于是，《书剑恩仇录》如此开笔：“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书房。”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署名“金庸”，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查良镛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又横空出世，从此世人也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中央编译出版社后来出版《罗孚文集》，腰封写：“金庸梁羽生的催生婆”。生第一个孩子总是艰难的，需要催生婆，生完第一个，后面就顺了。金庸生了十四个，梁羽生呢，生了三十五个。

自此“新派”武侠小说蔚为大观，成为滋养几代华人的精神食粮，更是成为娱乐业不竭的创意源泉。

那段时间，“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后来居上”。

梁羽生自己评价，“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

1956年，金庸二婚，夫人朱玫是记者。可一年后，名满香江的金庸突然有惊人之举，他突然宣布加盟长城电影公司，为了一亲夏梦的芳泽。

夏梦，上海人，自幼学习表演和摄影，14岁随父母到香港，当时与石慧、陈思思合称“长城三公主”。夏梦居长，号称“长城大公主”。

金庸自己不无调侃：“当年唐伯虎爱上了一个豪门的丫环秋香，为了接近她，不惜卖身为奴入豪门，我金庸与之相比还差得远呢！”

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后，他说：“生活中的夏梦真美，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为博芳心，他刻苦卖力，3年间，不仅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还与人合作导演了《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片。

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的老同事、后来在《明报》工作多年的许国说：“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明星的青睐。”

更让金庸绝望的是，夏梦早在1954年就嫁做人妇，丈夫是一个富商。

腼腆还口吃的金庸鼓起勇气，约了一次夏梦，喝咖啡，说了什么，外人不知道，倒是有不少臆测的传说，比如两人四目相对，泪眼朦胧，恨不相逢未嫁时。

1959年，金庸带着失意离开长城电影公司，创办《明报》。

4

创业之初，日子艰难，朱玫变卖首饰支撑。

1959年，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朱玫成为《明报》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记者，每天坐小渡轮，给金庸送饭，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

但金庸还是对夏梦心意难平。夏梦到国外旅游，《明报》全程报道，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夏梦游记》，一连10多天登载夏梦写的旅游散文。

对此，金庸也不讳言，坦承一生一世爱一个人做不到。

1976年，夏梦退出影坛，移民加拿大。《明报》连续几天在头版大篇幅报道。金庸还亲自撰写《夏梦的春梦》，祝福这个“真善美女人”！“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据此，金谜们推断，《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的原型就是夏梦。

尽管有这些风花雪月，但作为报人，金庸的伟业堪称伟大。

起初，《明报》惨淡经营，全靠金庸的写武侠小说来招徕订户，但始终还是不入流的小报，直到1960年代，才跃升为香港主流大报之列。

因为饥荒，大批内地难民涌入香港，港英政府不管不问，难民们聚集在梧桐山，风餐露宿，嗷嗷待哺，凄惨无比。香港报纸集体对此漠视，唯独《明报》记者率先采访报道，难民潮遂为香港市民所广知。

金庸每天还写一篇社论，如椽大笔，振聋发聩，为难民呐喊，在《明报》带动下，其它报纸跟随报道，难民方得救助。

此后，《明报》声名鹊起，金庸的小说加社论，撑起了这张报纸，后又增办子报子刊，以及在海外办报，《明报》实际上成为一个报团。

真正奠定《明报》地位的是与《大公报》的论战。1964年，中国研究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明报》与《大公报》为代表的左翼报纸展开激烈笔战。论战过后，《明报》发行量超过《大公报》，成为海外知识分子论政的舆论阵地。

1967年，“文革”开始波及香港，大规模的工潮随之出现，金庸发文反对，遭到左派的憎恨，被视为香港的“十大汉奸”之一、“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说他“反反华”、“亲英崇美”。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明报》报社被冲击破坏，金庸被列为暗单的前六人之一，还收到邮包炸弹，不得不远避新加坡。

《明报》和金庸的小说，被内地严加封禁。

但金庸眼光卓绝，在动乱的10年间，准确预见了内地政治的发展，获得“中国问题专家”的国际声望。

借助于《明报》报系，金庸几乎将全球华人文化名流一网打尽。

从着眼于弘扬中国文化、学术的《明报月刊》顾问名单中就可以管中窥豹：

王蒙、王德威、白先勇、田长霖、李天命、李远哲、李焯芬、李泽厚、李欧梵、余光中、余英时、吴冠中、吴清辉、杜维明、金耀基、周策纵、柏杨、胡菊人、查良镛、徐立之、高·行·健、夏志清、马悦然、唐德刚、张信刚、张错、黄永玉、黄玉山、黄苗子、痖弦、郁风、葛浩文、董桥、杨振宁、潘宗光、郑愁予、郑树森、刘再复、刘绍铭、刘梦溪、刘遵义、戴天、龙应台、聂华苓、罗多弼、饶宗颐、萧乾

而倪匡、黄霑、亦舒、董千里、林燕妮、蔡澜、温瑞安、陶杰等香江名流都成为《明报》的专栏作家。

金庸与倪匡、黄霑、蔡澜并称“四大才子“。黄霑狂追林燕妮，多次求婚不成，找金庸证婚。金庸草拟婚书不说，还挥毫写就嵌二人名对联一副：“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尴尬的是，这场婚礼林燕妮不承认。

黄霑前半生情路坎坷，后半生终觅良人，金庸的遭遇如出一辙。

生下二男二女后，朱玫不甘做家庭主妇，还担任了《华人夜报》创刊社长，以及《明报晚报》采访主任。

后来她与《华人夜报》总编辑王世愉意见不合，矛盾越来越尖锐，王世愉愤而辞职，并带走几个骨干员工，使《华人夜报》陷于停顿状态。

为这事，金庸与朱玫互相埋怨，常常争吵。

郁闷的金庸就到报馆附近的一家酒吧喝咖啡，认识了16岁的女服务生林怡乐。小姑娘是金庸的迷妹，非常热情。结账时，金庸额外给林怡乐10元小费，这相当于她半个月的薪水。

林怡乐退给了金庸，她说：“您靠写作赚钱，很不容易的。我喜欢读您的书，有机会认识您，就非常高兴了。”

真是暖心的小棉袄呀，大叔的心被治愈了。从此，只要有机会，金庸就去喝咖啡，跟林怡乐谈谈人生，聊聊理想。

日久生情，这对相差20多岁的忘年鸳鸯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起初，朱玫还蒙在鼓里，以为金庸是熬夜写社论，才夜宿办公室。后来一个见习编辑说漏嘴，朱玫才猛然惊醒，金庸有了外遇。

事已至此，金庸提出离婚。

朱玫则提出了两大离婚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要继任者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这样做，是为她的孩子着想。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曾多次劝谏父亲不要离婚，但未能如愿，郁郁寡欢，很不巧又跟女友分手，一时想不开，跳楼。

接到儿子逝世消息那天，金庸还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但还是要写。”

次年，他在修订版的《倚天屠龙记》里补上后记，丧子之痛展现地淋漓尽致：

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金庸三婚后，林怡乐对朱玫剩下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待人接物周到，非议甚少。

只不过金庸与朱玫离婚，始终“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林燕妮在《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镛》文中写到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后半生，1998年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令人唏嘘。

可要说金庸无情也不尽然，1960年代，他还给杜冶芬娘家寄送物资，以图接济，只是没曾想给他们惹来不必要麻烦。

后来重返内地后，金庸还邀请杜家人聚会。遗憾的是，临时改址，他跟杜冶芬缘悭一面。

2018年5月31日，“也属性刚之人”的林燕妮带着一身桀骜去世。

5

1972年9月11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结束，金庸宣布封笔。

对于自己创造的武侠神话，金庸是意想不到的：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17年间，他一共写了15部武侠小说，创造了1427个人物，发行量超过3亿册，翻拍或与之相关的影视超过100部。

封笔后，金庸给台湾的古龙写信，约稿。

傲慢的古龙收到金庸来信，难以置信，“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陆小凤》系列在《明报》连载，获得空前成功。

1980年，温瑞安与妻子方娥真因为创办神州诗社，被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遣送出境。1981年，方娥真以海外雇员身份留港，温瑞安漂泊无依，金庸安排《明报》《明报晚报》连载其小说《神州奇侠》《血河车》，温瑞安遂暴得大名。

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新武侠“四大家”的局面出现。

1984年，梁羽生宣布封笔；1985年，古龙猝死；徒剩温瑞安独木难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宣告终结。

1994年，梁羽生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就表示：

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学术界持同样观点。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说：

金庸的作品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好是中国文化中断、遭遇最大挫折的时期，那个时间是中国传统文化气若游丝的阶段。金庸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传承贡献最大的人，因为他的小说流传性、影响力无人能及。当然一些学者和其他著名作家对中国文化传承也有很大贡献，但影响力没有金庸这么大。 可以说，金庸是传承中国文化香灯的人物。

金庸小说进入内地主流市场是从1994年开始。那一年，发生了三个标志性事件：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金庸全集；金庸被北大授予名誉教授，并发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位于茅盾之前。

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加炎教授专门在课堂上讲解金庸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予以重视。

武侠小说登堂入室，金庸在大陆刮起旋风，被浙江大学聘为人文学院院长，招收博士生。

作家王朔对此表示鄙夷，发表长文痛斥金庸小说是“四大俗”。对此，老辣精明的金庸四两拨千斤，巧妙回应，让王朔无言以对。

6

金庸太特殊了。

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所言，“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这一点。”

1959年《明报》创办时，资本仅10万港币。1991年，《明报》上市时，市值达8亿7千万港币，金庸独占六成。

倪匡曾爆料说，金庸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

在《明报》老员工李以建看来：“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岸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的部分，二者是无法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

据张圭阳的《金庸与报业》记载，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其间的33年，查良镛自己执笔撰写的社评至少有7000多篇。

凭借《明报》的影响力，早在1970年代，金庸就介入了香港政治圈，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提供有关中国的意见。

1981年，英国女王授予金庸OBE勋衔。

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45分钟，金庸曾回忆：“英国当时跟中国在交涉香港归还的事情，她希望我支持英国人，香港不要归还。但是我说我主张香港归还中国……她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

金庸还是唯一一个同时与海峡两岸领导人有过亲密接触的文人。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受台湾当局邀请，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蒋经国和金庸有过长谈。金庸回忆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

金庸还主动申请访问北京。邓公复出后表示：“愿意见见査先生。”

金庸国学功底深厚，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他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

1981年7月18日，邓公会见了金庸，并同他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谈话中，邓公主动与金庸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邓公接见金庸之后，浙江省地方政府闻风而动，迅即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称系错案冤案，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也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无独有偶，1982年，广西地方政府动员梁羽生回乡看看，实则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梁羽生岂能不懂，提出要重查父亲一案。蒙山县政府随后下文，陈信玉系冤假错案，给予平反。

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

在两位武侠大家的笔下，背负血仇的主人公最后都大仇得报，畅快淋漓，但现实却勾连繁复如斯，一言难尽。他们内心究竟如何，怕是不为外人道。

邓公接见金庸，引起全球华人社会的轰动，《明报》发表了两人谈话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一周之内加印三次。

金庸说，邓公见面时给他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他，“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返港后，他立刻给邓公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

香港回归前，金庸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

年少时想做外交官不成的金庸，晚年以另一种姿态积极入世。这也给他带来一些批评，认为他立场多变。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行政秘书的符浚杰称，金庸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

2006年，梁羽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及自己与金庸的关系：

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 他是国士 ，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

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 金庸是经常变动的 ，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7

金庸不给自己写传记，对市面上出版的传记也不认可，他自称，平生经历实在太复杂，诸多参与之事不能为外人道也。

这些都是他一生的秘密。

不过金庸此生最大的秘密是，为什么不回家？

1989年，77岁的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金庸的异母弟弟查良楠留下了“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的遗嘱。 那以后，赫山房的大门一直紧闭，说是只有等到金庸回来才能打开。

如今，赫山房被改为金庸故居，当地政府大力修葺。可金庸六回海宁，就是不踏家半步，其中“三过家门而不入”。

第一次，1992年12月，金庸回到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看望师生们和儿时的同学，还向母校捐了款，就是没回近在咫尺的赫山房。

第二次，1996年中秋，金庸陪同杨振宁到盐官看潮，住在硖石镇，离袁花镇不足15公里，他依然没回老家。

第三次，2003年10月，金庸重访了舅父家 （即徐志摩家，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 ，吃完八十大寿的喜庆蛋糕后，直接去嘉兴，还是没有回老家看看。

和金庸一起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查济民，也出身在海宁袁花，比金庸大10岁。2007年3月28日，93岁的查济民在香港逝世，最后归葬海宁袁花镇新伟村，离赫山房很近。

想那年，首次返乡时，金庸还说，“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只是再也没机会了。

没人知道，金庸的心结到底是什么。如今这个秘密，伴随他的离去而永远成为秘密了。

2016年10月30日，夏梦去世，享年83岁。2018年10月30日，金庸驾鹤西去。时隔两年，同一天，似乎也是命运的巧合。

俱往矣。

正如金庸在旧版《倚天屠龙记》的结尾所写：“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 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

参考资料

1.《金庸传》，傅国涌

2.《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三联生活周刊

3.《金庸武侠六十年》，澎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