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 纪念王钧：一生只爱三月花

王钧大学毕业时照片

写在前面的话：

倏忽四年，白驹过隙。

前几日与芬妮谋面，突然谈起王领导，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王领导，是我们很多人对王钧的称呼。

2014年10月18日上午8时30分，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王钧因病去世，年仅43岁。

王领导去世后，芬妮曾执笔为她撰写了讣闻，刊发贵报。

学习《纽约时报》，南都讣闻版持续多年报道亡者，不论贫富，只为人性温怀。

很遗憾，王钧看重的讣闻版没有给她一篇体面的报道。个中内情复杂，实不想再说。

稍安慰的是，她去世之后，我和部分离职前同事合写了一篇文章，通过其它平台得以发布。因为时间赶，且情思难抑，文章并非尽善。

这些年屡有重推的打算，但没曾想一搁笔就是四年，今年再操旧业，做自媒体，遂能如愿。

对王领导，我是有很多话要讲。

我的个人标签“猛哥”，来自王猛，其实这不是我本名，是王领导取的外号，后来大家都叫开了，以致于别人帮我订机票、订酒店，都用此名，居然还能行。

我很喜欢王猛这个称呼，所有第三方平台昵称皆是它。

猛哥没甚才华，现在还能过上体面生活，全赖于能写一点文章。

感谢曹轲，把我从珞珈山八一路299号，带到广州大道中289号，进入媒体这个行当；

感谢王钧，把我从广州大道中289号，分到佛山人民路56号，在这里遇到了两个男人；

感谢贾云勇和钟跃东，在我职业生涯展开之际，教会我怎么去讲好一个故事。

2013年4月，我做完最后一单采访，回报社，准备办离职手续。同事王佳递话，说王领导要见我。

她已不是我的主管领导，但办公室就在隔壁，往日，我经过时，看见她在，总进去打哈哈，蹭些零食，顺走几本书。

后来她生病入院，办公室就关了。

好久不见。

一见面，她就数落我一通，大意是，我是她带出的兵，她看我成长，我要走了，居然不告诉她，不像话。

她那时多次化疗，没了发丝，爱美，头上戴了一条用丝巾缠绕而成的“帽子”，语速不复往日急促，能看出血气不足，让人落泪。

是夜，她父亲要回老家，她本打算去送，但没去，坚持请我吃饭，权当作别。

我们去了南方报社隔壁的外商大酒店，那曾是广州最高档的酒店，专门招待外宾，顶层有一个露天游泳池，报社的男编辑们在楼道吸烟时，能看到游泳池里的外国美女，过过眼瘾，下班后，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钻进酒店后方的杨箕村。

那顿饭吃得慢，聊得多。我向王领导保证，以后回广州，一定去看她。

我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如今，我又回广州，但很少去报社，去了也进不去，大院门口设有门禁，无卡不得入。

外商大酒店已停业，外墙裹得严密，在装修改造。广州更高档的酒店遍地开花。

充满烟火味的杨箕村早被推平，盖起栋栋高楼，造就N多千万富翁，这些新贵们豪气地摆起1500桌入伙宴。

那些年，为了更多的拆迁补偿款，村民们可没少给南都记者打电话求救。

一路之隔的南都印刷厂，被改造为吃喝一条街，报纸没人看了，物质欲望才是永恒。

世事沧桑，徒有唏嘘。

下文首发网易新闻客户端，特此说明。

她让人印象深刻，娃娃脸、大眼睛、笑意盈盈。她出生于1971年，取名王钧。钧，有雷霆之意，亦喻可造之材。

“太拼命了。”所有人都在说。

中国人说少不入蜀，天府之国过于丰饶和恬适，会消磨年轻人的进取心，但长于斯的王钧却充满张力，以至于后来她有了一个“永动机”的外号。

1980年代末，王钧考入中山大学，从此再也没离开过广州，她就像这座城市繁多的木棉花一般，尽情绽放。就读于中文系的她，酷爱古典，且才华横溢，从留存的散记可以推断，她对时光的流逝格外敏感，热爱平等。

毕业后，她成了广州白天鹅大酒店宣传部的成员，这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白天鹅大酒店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资的五星级大酒店。显然，按部就班的工作不适合激情四射的年轻人，很快她跳槽到《南方人才市场报》。这份报纸影响力一般，但给她打开了新闻事业之窗，自后都游刃有余。

1997年，《南方都市报》创刊，王钧成为最早的一批记者。1990年代末期，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时代，王钧和同事们睥睨权威，不拘一格乃至目空一切，相信新闻记录时代，传媒改变国家。

《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杨斌回忆，在南都初创时期熏陶过的人，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劲，充满对新闻的热忱，不知疲倦。王钧当时跑政法、时政新闻，总去堵政府官员。

她很快成为《南方都市报》最优秀的记者之一，获得了领导的赏识，却被另一个副主编谭军波安排去做发行。自办发行是市场化媒体崛起的关键，她再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干与泼辣，《南方都市报》铺开了自己的发行网络，报头赫然印上“办中国最好的报纸”。

2003年，程益中、杨斌等人带领南都160多人，北上创办《新京报》，王钧选择留守，担任《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部主任，她领导的部门成为广东新闻界的一面旗帜。目下该报核心中层多出自于此。

彼时的《南方都市报》如日中天，从双城（广州、深圳）向珠三角高歌猛进。

2008年，时为编委的王钧开始分管南都珠三角，涵盖东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江门等新闻部，采编团队超过两百人，且年轻记者居多。她亲自给记者改稿子。

《南方都市报》原主编程益中曾说：“南都不是印报的，而是印人的。”每年，全国高校都有一二十名毕业生进入《南方都市报》，其中一半会分到珠三角工作。“时代进程的记录者，现代社会的培育者，公民意识的启蒙者。”是南都初创期确立的价值观，王钧总会跟后来者一遍遍提及。

她最敬佩的新闻人是《南方周末》前主编江艺平。“做领导，最重要的是担当。”当记者的批评性报道惹来“压力”时，她从不迁怒，自己写检讨周旋。

比起她的同侪，王钧更能打破常规，更见真性情，更理解下属。

前往珠三角的年轻记者们，工作几年后往往会要求调回广州，王钧对申请调动的人会再三挽留，甚至说狠话，但最后她的态度是“如果铁了心要走，最终还是会放人。”

“她有颗少女心、赤子心，能敏感地感知周遭细微的美好，可见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从佛山调回广州的记者安小庆说。

王钧爱美。没剪短发前的她有时还会扎着两条小辫子，喜欢穿带有设计感的中式服装和绿色、灰色的长裙。

南都东莞新闻部主任钟跃东是王钧的老部下，他说。“在南都干了17年，她似乎燃烧了一生的精力。”

2011年，王钧已查出癌症，但她依旧主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报道项目，组织百名记者奔赴各地采访。她给参与记者开了十几本书的书单，自己也读。

一年后，肉瘤向全身扩散，她先后做了14次手术，但依然有17个肿瘤留在体内。丈夫李晓东说，每次开刀，王钧痛得浑身打抖，但术后一两天就回去上班，“她放不下报社的事情”。

2013年下半年，王钧结束第一轮化疗，回到报社的她始终笑盈盈，带着帽子，脸庞圆润，只是脸色苍白，秀发无存。

纸媒一片哀鸿，王钧却保持乐观，充满信心。2013年，她写了一篇《向死而生》：“我们既要以开放者的心态迎接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进步和改变;也要以守夜人的心态，坚守内心的孤独。”

去世前两个月，王钧一直躺在病床上，身体虚弱。“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家里饭很少做，衣服很少洗。谢谢你一直包容我。”她对辞职照顾她的丈夫表示歉意。

李晓东眼泪掉了下来，“你这么拼命，把命都丢了，值得吗?”她说：“我热爱这个行当，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有多少人能这么做呢?”

2014年4月14日，南都新闻奖典礼，这是南都人最看重的日子，王钧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她为两月来与病斗的记者过国亮隔空颁奖：“正当英年受到疾病的重创，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接受的残酷现实。为什么会是你？为什么会是他？为什么会是我？”

或许那一刻，她想到了早年写下的一段话：长叹。连给你断送一次青春的机会也没有!温情没有，悲情也没有。

2014年6月16日，王钧在朋友圈就发了最后一条记录，关于南都改版，“她开始艰难转身，前景未必无限风光——”

两个月后，王钧走了，带着她的心气。诸多南都人心情沉重。

“永动机停摆了”，钟跃东说。

资深媒体人杨锦麟说：“王钧走了，南都和南方人一样，正经历着六十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震荡。希望王钧走好，南都的同仁坚毅前行。”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与王钧一同从南都草莽时代走来的的夏逸陶，写下八个字：大眼娃娃，一路走好。

一生恰如三月花——看得到开始，猜不透结局。说的是纳兰容若，早逝才子。他的很多词王钧都熟记于心：“沉思往事立残阳，当时只道是寻常。背灯和月就花阴，已经十年踪迹十年心。”

注：

1.感谢贾云勇、钟跃东、安小庆等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2.四年过去，文中所涉人物身份皆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