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浅醉一生（中篇）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图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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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导谢飞说，一个新导演，推出第一部片子后，要一鼓作气，再推两部，三片在手，才能歇口气，要不然迟早得完蛋。除非，你像贾樟柯一样能写。

中国导演中，贾樟柯最会写文章，真真切切的高手。

幸运的是，他的汾阳往事就够他写出三部电影，是为“故乡三部曲”，如果按时间逻辑来讲，第一部是《站台》，1979年到1990年；第二部是《小武》，1990年代中后期；最后一部是《任逍遥》，2001年的故事。

这三部电影连起来，正好是贾樟柯对山西，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印象。汾阳，成为他电影永恒的母题，故事都是以小城镇为背景或者主人公来自小城镇。

拍完《小山回家》之后，贾樟柯想了很多事情，在《今日先锋》第5期写了篇文章《我的焦点》，谈到影片的叙事背后作者的态度，他认为东方人的叙事艺术应该有着东方的特点，特点决定形式。与人格相似，电影要有电影的品格。

《站台》早已写完，但最先开拍的却是《小武》。凭借《小山回家》扬名香港后，制片人李杰民给了贾樟柯15万，去拍一部短片《夜色温柔》。李杰民毕业于巴黎第八大学电影理论系，对电影有独特理解。

1997年2月，贾樟柯带摄影师余力为一起去汾阳看外景，那时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结果他发现，汾阳的变化让人震惊，主街拆掉了，县城边上弄了一个新开发区，全是歌厅，县城里的人都在谈论歌厅里的小姐。更要命的是他那些同学，陷入精神困境，或者闹掰了，或者离婚了，或者跟父母分开了，人际关系都崩塌了。

贾樟柯被现实触动，放弃了《夜色温柔》的设想，同时报告给李杰民，看能不能用原来的预算，拍一个长片。他连夜赶写剧本《小武》，写好后，马上传到香港，李杰民看了很激动，立即拍板拍摄，追加了5万投资。

小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偷，脸上总是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羞怯而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990年代小镇青年的代表

故事全部来自真实。贾樟柯本来想写一个手艺人被多变的时代淘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个朋友，在当地看守所当警察，谈到另外一个小学同学，是个小偷，被抓起来，关在看守所里，他们每天都能见面。小偷同学天天跟警察同学聊哲学，聊人为什么要活着。

贾樟柯听后，开始觉得好笑，慢慢地觉得小偷也有尊严，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在这样一个丧失的年代里，把主人公的身份变成小偷，可能会略微带来一点戏剧性。

生活非常仓促，整部电影我就想拍出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来。每一个变革的时代，损害的都是那些小人物的利益，都是以牺牲他们作为代价。……。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要往前走而无视被你撞到的那个人。

《小武》是贾樟柯第一次真的拿摄影机去拍一部电影，对电影的好奇和激动，往后再也没找回来。他早上六点多起床开始拍，一直拍到晚上十点钟，然后跟摄影师喝酒，喝到两三点，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但到了现场，没问题，脑子“哗——哗”在转，是一种迸发，所有的能力、精力、激情总体的爆发，拍得非常愉快，21天就拍完了。

这部处女作奠定了贾樟柯的电影风格：主人公是小人物，节奏不紧不慢，呈现生活原生态的真实，从而具有了一种纪录的功能。

1998年初，28 岁的贾樟柯携带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小武》奔赴德国，参加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同时获“青年论坛大奖”和“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

国际 评委在阐述贾樟柯的获奖理由时说：“我们在同一时间不但发现了一部电影更发现了一个作者，这种发现并非常有，我们相信贾樟柯一定会和莫蕾蒂、阿巴斯、伍迪.艾伦一样，能够成为帮助我们保持人的本质的导演。”

“因为他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电影媒介，正确而现实地描绘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和道德的异化。”

真算得上是一鸣惊人，可贾樟柯还没来得及品味喜悦，就遭当头棒喝。

《小武》的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这意味着，他携未报审的影片出国参赛，违规了。

《小武》无法公映，首映是在北京三里屯的法国小学，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观摩。贾樟柯用一个扩音机为大家同步翻译影片中的山西方言。放映之后，影视文化界人士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热烈地讨论。

次日，《小武》获比利时皇家电影资料馆98年度“黄金时代”大奖。该片前后在国外拿了八个奖。

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领回一纸通告：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

当时，《站台》正处于筹拍阶段。

2

《小武》杀青的那天，剧组全喝多了，然后开车在县城外的公路上狂奔，一边开一边唱歌，唱成长过程里面的歌，一首接一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的中国心》、《霍元甲》、《血疑》……，大家都跟疯掉了一样。

贾樟柯唱的时候，就在想，这些音乐就是自己下一部电影的音乐，一定要拍《站台》。

可这时禁·令来了。

贾樟柯找北影副厂长史东明为他沟通，北影厂向电影局打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

他自己也三天两头往电影局跑，从早上八点等到晚上八点，终于有了转机：交一万块罚款，并写一封检讨书，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小半年过去了，准拍证还是没有下文。顾峥后来打听，原来是电影局高层出访日本时，有日本导演建议解除对贾樟柯的禁·令，结果又一次“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北影厂建议贾樟柯再等等，但他拒绝了，决定开拍，做好了第二部电影不能公映的准备。创作的激情让他迫不及待。

《站台》是一部史诗般格局的长片，讲述了小城文工团里的一群年轻人的成长和漂流的青春。

在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成为中国新生代导演中的一面旗帜，被国际影评人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也是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讲述出来。

那很多人也问我，你拍电影是为什么？是为观众拍还是为什么拍，有很多假想的那种拍电影的目的，我觉得我是很单纯，我觉得我是为我的过去，为我的那些朋友们在拍电影，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内心的世界表达不出来。

这不是矫情。

《站台》中有这么一段，目不识丁的矿工，让表哥帮忙看看煤矿要求签订的《生死合同》：“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本人自愿在高牙岗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

矿工的扮演者叫韩三明，是贾樟柯的亲表弟，现实中就是一个矿工。

这段戏来自表兄弟之间的真事。韩三明不认识字，让贾樟柯帮他看合同。合同条款和电影里一模一样。贾樟柯读完，问韩三明要不要签，韩三明说当然要签，他需要钱。

签好合同之后，他们一起回家，翻过一个山。在那条山路上，贾樟柯情绪特别复杂，他和表弟小时候每天一起玩，无比亲近，可长大后，两人的世界却差得特别远，他就看着一个亲密的人，在生死线上挣扎。

走着走着，韩三明突然蹲下了，看远处。贾樟柯以为他累了，就站在旁边，也不想说话。韩三明把帽子摘下来，拿出一张相片给表哥看，相片上是三四个小伙和三四个女孩的合影，就是傻瓜相机拍的那种灰糊糊的合影。

韩三明没说为什么让表哥看相片，但贾樟柯后来明白了，这些女孩里面一定有一个是表弟喜欢的人，而且他一定没有跟这个女孩表白过，他只是珍藏相片，一直在看。

贾樟柯看完就还给表弟，韩三明放进帽子里，戴上，然后一声不吭地接着走，贾樟柯跟在后面，情感涌动，真的想拍成电影。

在这么混乱、复杂的众多的声音里面，我希望人家能听到我的声音，能注意我的声音，然后透过我的电影，能看到我表弟是怎么生活的，能看到我那些朋友们面临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他们有什么样的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痛苦，因为那种生活我觉得是被隔绝的。

韩三明自后就成了贾樟柯电影中的常客，表哥需要他几天，他就跟矿上请几天假，拍完，回去继续挖煤。

他还凭借《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克金狮奖。影片上映时，他请工友们去看，大家看完，咂咂舌，这就是演电影呀，谁不会，每天的生活不就如此嘛。

三明表弟

2000年春天，贾樟柯回到北京，每天待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片，6月初完成初剪。一个月后，《站台》剪成3小时10分钟。

电影里讲述的十年正好是贾樟柯的整个青春期，那时父亲根本不了解他。影片拍好后，贾樟柯觉得需要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告诉父亲，遂在开头打上字幕：“献给我的父亲”。

法国《世界报》说，《站台》“是部天才的影片。两个半小时不断让人吃惊，《小武》已然让我们惊讶，但里面的各元素在此俱皆延伸放大。结果是幅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年轻人紧咬的牙关。时间是1979至1989。终点处，理想不在。”

3

《站台》除了给贾樟柯带来美誉度，更重要的是，他挖掘出赵涛，从那时起，她就成了他的唯一女主角，最后成了太太。

1996年，赵涛进入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学校里，总很多人经常拦住女学生：“我要拍个电视剧，我给你拍几张照片。”

这帮姑娘们一般都回答“很好，可以”。毕竟都希望有成名的机会。赵涛经历了十几次，可没有一次成功，她也就对拍影视剧无所谓了。

1998年，大学毕业后，赵涛到太原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有一天，一帮艺术人士来学校挑演员。最后，却挑上了她。导演说，要拍电影，她说，那就拍吧。接下来两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她觉得可能又是那类不靠谱的事。

突然一天，有人给她打电话说，要拍戏了，去跟学校请假。赵涛这才知道，导演叫贾樟柯，不过完全不了解。那时，太原文化生活贫乏，看电影很奢侈，都是美国大片，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艺术电影。

贾樟柯觉得赵涛不信任他，于是，给她带了很多电影杂志，里面都有关于他的报道，说他拍的《小武》很成功。他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赵涛后来回忆说：“很多年来，我几次从学校走出来，走进这位导演的电影里，从而，了解到了许多我生活环境之外的中国人。”

即使结婚了，赵涛也一直称呼贾樟柯为“导演”。

在此之前，贾樟柯有一段婚姻，对方是北影摄影系的老师朱炯，年纪比他小，但入学比他早，看完《小武》后，仰慕他的才华，主动示好，走到一起。

贾樟柯自己也说：“拍完《小武》后，约我出来见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自不敢怠慢，也不想错过任何人。江湖上讲，多个朋友多条路，像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人，突然得到别人的注意，总是心生感激。阅人胜于阅景，况且那时穷有时间，即使只是扯淡闲聊也乐于奉陪。”

贾樟柯 爱电影胜过爱女人，朱炯后去法国留学，长久分离，感情变淡，这段婚姻于2006年结束。

5年后，贾樟柯和赵涛结婚。

赵涛陪贾樟柯捱过了艰难的“地下”岁月。

2002年，贾樟柯完成了影片《任逍遥》，是讲几个19岁的小城青年的青春迷茫故事，此片依然没有公映。

那时，贾樟柯不得不支持盗版，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渠道，他才能和国内的观众交流。有一次，他走进一家影像店，翻翻捡捡，店主问他，最近“贾柯樟”的片子很火，要不要？

他把这件事写进文章中自嘲，得到一个外号“贾科长”，“贾柯樟”的谐音。

贾樟柯在汾阳拍《站台》的时候，有天非常冷，他正跟演员说戏，一转身，看见了以前高中的女朋友带着她的孩子，他们打了招呼。贾樟柯觉得非常难受，他想起了女同学们，念完初中就顶替妈妈的班，进工厂工作，然后很快结婚生子，当你在人群中再看见她们时，跟中年妇女没有区别，花刚开就败了。

我是难受我现在的生活……完全变成没有根的草，在到处飘来飘去，挺不好过。但是你选择电影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站台》里主人公有句话 贾樟柯 自己听了都非常酸楚，那句话是：“不要多想了，我们是艺人，我们是戏子。”

话虽如此，但哪能不想。长期的“地下”身份，让他难以忍受。

有一次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厅漏雨了，就只好改到外面的走廊上去放。走廊上漏光，本来就放投影，效果不好，要漏光的话效果就更差了。大家就开始找布，拆了窗帘，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有问题。突然我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自己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条件里给大家看，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有空调的、椅子也很舒服的电影院里放？对我自己来说，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毕竟你拍电影是给别人看的。

如一个老人所言，个人奋斗固然重要，顺应时代进程更重要。

1997年，这位老人说《泰坦尼克号》很不错，从此开启了外国大片进口的历史。电影局批准每年引入10部。

就是这10部影片愣是把中国电影市场搅得人仰马翻，华语电影几无招架之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承诺“入世”后将放开每年进口10部电影大片的限制。为应对冲击，2003年，电影局在北影召开座谈会，贾樟柯和部分第六代导演应邀出席，他们被解禁。

但电影局领导也撂下一句狠话，大意是，政策层面虽然解禁，但市场的“禁令”会更残酷。

商业大片时代正呼啸而来。

4

2002年，《任逍遥》角逐金棕榈，有评论认为“以第五代导演为支点搭构的中国内地电影格局业已改变”。

但贾樟柯并不愿意被称为第六代，“拒绝被命名，拒绝被定义。”他认为第五代、第六代的划分是具有体制心理的，是潜在的出身论，很荒唐。

他和第五代导演们交流很少，某种程度也看不上，声称张艺谋缺乏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所以朝着商业方向一路狂奔。

如果有现代的文化意识和民主意识，是绝对不会拍《英雄》的。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这是种一脉相承，比如《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最终解决问题的一定是一个体制的代表人物——都是权力的拥有者，都是权力的化身。

而从《小武》开始，贾樟柯电影的积极意义在于，用小成本和非职业演员证明了大成本电影神话的虚妄，在媚权和媚钱之外，提供了"第三种电影"的可能，而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电影的希望。

终于等到拍摄《世界》，这是他恢复导演身份后拍摄的的第一部电影，他平静地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事，不应为正常的事激动。它的意义是我能从容地拍电影，这种状态对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

《世界》讲述北京郊区的一个微型世界公园里的男保安和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他们都是飘在北京最底层的外省青年。

这部电影缘于赵涛的亲身经历。学舞时，学校曾经组织学生去深圳的“世界之窗”呆了一年，北方姑娘第一次见识南方的花花草草，惊叹不已，她们每天游荡于人造景观之中，充满荒谬。

男女相对竟无言，看，飞机

那段时间，贾樟柯几近癫狂，胡子不刮，“为了保持清醒的状态，不敢洗澡，饭也不敢吃得太饱”。

也许是 普通观众 不习惯他的平实风格，大量非职业演员缺乏号召力，《世界》在国内票房只有100多万。

但贾樟柯对此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已获得内心的平静。

早在中学时，他就做生意，借助母亲在国营门市部工作的身份，倒条子卖白糖，赚了一万多块，那可是1980年代，这造成了他拍电影没有钱的概念。钱的渴望很早就透支掉了。

我现在从来不去夜店，从来不混。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黑咕隆冬的，七八个导演围几个老板在那弄几个女演员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感觉很有势力，那个我中学都试过了。我现在过得很素淡。我明白，只不过那时我有一万块钱，现在他有两个亿而已，感觉是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贾樟柯不依靠国内票房，更多是来源于海外发行的版权收入。

1998年，贾樟柯在柏林节青年论坛遇到了制片人市山尚三，经他牵线，北野武工作室与贾樟柯开启了长达20年的合作。

仅凭《小武》的海外版权，1999年，贾樟柯就收到500万，但他全扔进去拍《站台》。 《三峡好人》斩获金狮奖后，他名声大噪，影片更是畅销。

国外大奖拿到手软，国内从“地下”走向“地上”，贾樟柯进入主流，还能不忘初心吗？

参考资料：

《贾想1996至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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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氏电影，宛如特稿，进入情境后，分外动人。猛哥刚入行时，曾反顾观摩，学习怎么讲一个接地气的好故事。

本想分上下两篇，没曾想，无法控制自个儿，多写了6000字，遂有中篇。请随手给个赞， 谢谢！

下篇正快马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