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求治心切的恶果！

为将之道在于多谋善断，心如止水；为政之道在于以静制动，体察入微。古人说， 将失一令，则军破身死。因此，对于复杂事务，应当心存敬畏，搞清楚其内在的驱动力，磨刀不误砍柴工。

制造不确定

商鞅变法这样宏大的社会改造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立木为信开始的。何为信？就是确定性、可预期的行为。 分工协作越复杂，周期越长，投入越大的事情，就越追求稳定和持续性。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掉链子都会造成整个事情的失败，出事虽然是局部，损失却是整体的损失。因此，这种保守和稳妥是一种必然，交易链条越长的供需关系，就必然耗费更多的成本沉淀在中间环节，以保障整个供需链条的顺畅和可靠。

如果反馈链条很短，随时调整的灵活性更有利于开拓和生存。如果反馈链条非常长，而且相互牵扯和支撑，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时候，朝令夕改不仅仅无法做到灵活机动，反而会造成内部秩序的失控 。对于一个稳定的结构而言，不管是动态的平衡还是静态的平衡，都维系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正因为这种秩序的存在，力量才可以通过结构进行聚集，也通过结构进行释放。所以，武力首先是秩序，其次才是暴力。当这种内在的秩序一旦丧失，即便拥有再好的暴力也无法有效的输出，即便规模再大，数量再多，也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

社会经济越复杂，产业的分工协作密度越大。政策的稳定性，金融的稳定性，生产经营成本的稳定性就显得无比重要。因为在经济活动中，只有交易产生财富。还未完成交易之前，所有的投入都只是成本。如果交易无法完成，就会变成沉没成本！所以，生意做的越大，对外就越需要一个宽松、充满确定性的经营环境。对内就会制订一堆流程来减少内部各环节的不确定。甚至主动制造冗余让人浮于事来换取整体的稳定输出。

正鉴于此，佛德里曼认为，面对复杂的经济体，只需要控制货币总量就好了，通过货币去牵引和调节下游的产业，让复杂的经济体中的个体根据自身利益去追求微观优化。正如在一个精密的钟表中随意粗暴的拆卸会造成整个钟表失灵一样。经济体远比钟表精密和复杂千万倍。而且，置身其中的人的行为具有反身性特征，再配合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的作用，必然会制造出各种相互叠加的周期和波动。这个时候，简单粗暴的干预会造成短时间内无法修复的损伤。最大的损伤在于制造不确定并击碎信任——人无信尚且不立，何况是背负债务才能完成投资和经营的各种产业。这远远不是一句自己人就能挽回的！

明朝末年，社会弊病丛生，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状况。崇祯皇帝试图励精图治，挽狂澜于即道，扶大厦于将倾。然而，他求治心切，朝令夕改，不断的破坏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官僚与民众之间脆弱的信任。奖励机制的错位，让维系稳定的秩序尽失。所有人为求自保，遇事都置身事外。结果，危机接踵而至，不仅无回天之术，也无可用之人，整个官僚组织都冷眼旁观，完全驱动不了…

错位的激励

一个美国警察追击一个墨西哥劫匪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境内，劫匪把赃款藏了起来，警察虽然抓住了逃犯，却无法追回赃款。警察只会英语，而罪犯只会西班牙语。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于是，警察让一个懂两种语言的墨西哥人充当翻译。他掏出枪抵在劫匪头上，让翻译对他说：赃款藏在哪里？翻译照做了。劫匪看到警察来真的，吓得如实交代，就告诉翻译，赃款就藏在前面的桥墩下。翻译把他这句话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变成了：你打死我吧，我不会告诉你的！警察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劫匪，而翻译转身飞快的向桥墩跑去……

任何生命体都必然以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为首要目标，这是一种本能。要克制这种本能，需要自愿成为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并通过追求整体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所以，苟以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趋避之，不仅仅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通过深植于个体精神结构中的共同抽象来聚集结构力量的方式——它让个体自愿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并利用整体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还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来维护整体的存续。不管你把它称之为道义，还是称之为观念，或者其它什么名词。 总之，它根植于个体精神结构中，是一种低成本内在约束。 一旦破坏了这种约束，想要继续维持秩序就必须给予重利的喂养和无穷无尽的博弈！

官僚体系在传导的过程中，各环节必然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几乎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一点上面案例中的翻译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本身也符合生命体的本源诉求。任何政策要想传导到末端并作用于现实世界，就必须对传导的节点给于奖励。而奖励的错位必然造成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失控、混乱和相互叠加的危机。

对于官僚体系而言，如果做某件事对各方都有利，就会争先恐后。如果只对一部分人有利但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要先进行斗争，分出胜负才能推行。如果对大多数参与方都无利可图，就只会高喊支持的口号，但实际上什么都不做。如果会危害大多数参与方的利益，则必然遭到一致性的反对！

奖励的错位主要源于没有搞清楚复杂事物的内在驱动力，凭着草率的结论制订了奖励机制，而充当传导节点的官僚系统，天然具有放大效果的特征——无论利弊都会被放大。 一旦激励错位，这种放大会被层层加码，抵达末端之时，就必然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力量，这种破坏会让各种需要长时期的信任才能形成的秩序瞬间瓦解，让信任荡然无存！

关联性损失

一个团队刚组建的时候，彼此信任，沟通顺畅，目标明确。做起事来上下皆同力，有一种一日千里的畅快感！随着人员的增多，业务的繁杂，开始出现纰漏和掉链子的情况——你认为我负责这一部分，我也认为你负责这一部分，结果谁都不负责，又都认为已经有人负责。在万事俱备的关键时候，恰好就偏偏欠了东风！

痛定思痛之后，开始梳理流程：把整个事情切成很多相互配合的环节。鉴于事情的成败取决于所有环节的配合，为了有章可循，就为每个环节都制订合格的标准，这样既能让行为有迹可循，还能按图索骥执行奖惩。

就三五条枪的时候，所有人心中装的都是整个事情的成败。人一多起来，每个人心里装的就只剩下如何让自己获得奖励。因为这些考核标准与整个事情的成败并不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 一旦做事的目的不再是整个事情的成败，仅是为了达到某种设定的标准，那做事的动力、性质和方向就全都变了！ 当复杂度增加的时候，风险和成本也水涨船高，从而变得更加脆弱，更经不起折腾。

控制力渗透得越深，耗费的成本就越大，传导体系扩展的越远，维系的成本就越高。诉求的无限增长和资源的供应不足势必造成剑拔弩张的冲突，并发的压力源于共享的规模—— 所有的管理都是在风险和效率之中寻求缓解冲突的方法。

经常被使用的方法是利用杠杆去纾解困境并把问题往后拖延。然而，借钱总是要还的，不管借谁的都要还，还得付利息。五个瓶子三个盖的游戏，玩得好确实是一种高超得技能。一旦玩脱手，就会瞬间让好多瓶子都盖不住。

密度越高，分工协作越复杂，每个环节就越容易处于匮乏的窘迫状态！ 因为高密度的复杂性对应着更长的链条和更大的成本投入，这些成本投入必然借助杠杆的力量，也必然会叠加更高的风险，各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彼此交织，任何环节的断裂都往往造成多链条的关联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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