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蝼蚁！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过是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不过转瞬即逝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时空跨度中，蝼蚁般渺小的我们：哭着、笑着、拼搏着——太阳落下，会再升起；今昔去了，又有明昔；就像荒原上的野草：虽然一岁一枯，确也生生不息...

我们来了，我们见证，我们创造！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这座边陲小渔村，在南海之滨的群山之中，被生生不息的蝼蚁们开拓出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这一切源于蛇口工地的一声炮响和袁庚那句震撼人心的口号： 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文明只强调秩序，而忽视效率——甚至有意的引导民众去敌视效率：士农工商，商人被排挤在社会层级之外，遭受着人为的限制和鄙夷。君臣父子的井然有序依源于画地为牢的小农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最低温饱，千百年来将人摁在固定的土地上反复的摩擦。人们逐渐习惯了被有形和无形的东西所限制，害怕竞争，渴望确定性，追求秩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农业文明从来不在意时间——既然不在乎效率，也就无需那么精确，凡事差不多就行了 ！ 所谓的勤劳不过是在封闭的环境中低水平的重复。如同一杯白水，无论怎么烧也最多变成一杯白开水。乡下的荒草丛中遗留不少无人居住的房屋，竹林深处也有一些无法辨认后裔的古墓。这种一代又一代循环往复的建造，除了一代又一代的浪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祖祖辈辈都被禁锢在土地上，生产力和组织度的双重低下，不得不将人打散、隔绝并长期锁死在低水平的温饱线上，每代人都在同样的土地上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油尽灯枯之后或没入黄土，或随风飘散；除了无人在意的废墟和暴露在外的白骨，什么都不会留下…

道德羁绊

当一个小孩刚会说话的时候，就会被介绍给所有的亲戚长辈。接受完一群连小孩的父母都搞不清名字和称谓的亲戚们虚情假意的夸赞之后，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拥有了对这个小孩指手画脚的权力。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被推入各种无形的枷锁之中，从未被告知应该捍卫什么，应该争取什么；也没有被告知自己与别人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习惯了越界，也习惯了被越界。这正是托管式关系的精髓之所在——我把我的一切权利和荣辱祸福都托付给你，你要满足我的一切诉求——包括显性的和隐形的！没有边界，所以，可以肆意妄为而不受指责；没有标准，所以怨念和隔阂必然产生。每个人又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大家特别容易对某件事痛心疾首，但没人会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解决这个让自己痛心疾首的问题。如果你去捋这个逻辑，你会发现它极度的自相矛盾：既然自己不打算干预，只是别人的事，又何必那么激动？如果自己责无旁贷，身体力行把问题解决不就完了，又何必痛心疾首愤恨不已？经过多次观察和统计，我发现 所有的痛心疾首和愤恨不已都存在一个共同得特征：自己不想为此冒任何风险，不愿付出任何代价，也不愿支付任何成本，却要求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如若不然，则怨恨和愤怒，甚至诅咒！

那天在知识星球里，有个关于道德的提问：道德到底是用来给精英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还是在法律够不着的地方，用来约束底层民众的？道失而德，德失而仁，仁失而义，义失而礼。礼，万恶之源，而乱之首。一群人围着篝火跳舞分享野味的时代是最无拘无束的。人心干净的如一汪清泉，人人如初生的赤子，与天地融为一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短暂的生命就像天上的流星，很快会尘归尘，土归土，循环往复，一切如昨。

随着饥饱不定的游牧转入聚族而居住的农耕，方寸之间，人与人的冲突，人与地之间的矛盾都直接关乎生死。所以要开始建立边界和约束。克己复礼，强调的是对自我行为的克制和对公共秩序的顺从。虽说黄帝垂衣冠而天下治，但暴力一直是维持秩序的关键因素——王斯赫怒，援整其旅；就是对不守规矩者的血腥惩罚。约束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是靠暴力维持威慑力。周公设计的宗法制度，传至今天，‘宗’就是家族，‘法’就是约束。‘宗’在‘法’之先，可见没有实力群体压轴，规则是没有人会当回事的。今天在那些家族势力强大的落后地区，道德的约束力依然存在，而在缺乏这种基础的城市中，道德的羁绊力量就如同一层窗户纸一样脆弱…

生活中的纠纷多如牛毛，不可能每一次都通过火拼的决定是非曲直。为了以最低的成本保障实施有章可循，处处都井然有序。于是，有了礼制；让坐卧立谈都有了规范，不可僭越，否则就必然受到火与怒的惩罚。维持秩序的成本越低，同样的资源所能控制的规模就越大，权力也更大。

城市生活的各种限制远远大于农村，连时间片都切割的非常精细，人的所有行为都会被限定在一个个被切割的时间片里，并通过它来度量。为何要这样？因为城市的规模和密度远远高于农村。不如此，现有的资源就无法撑得起当前的规模和密度。这些无形的制约，不依赖直接的暴力和不愿付出任何代价就想达到目的舆论。而是通过多维度的分工协作来实现。比如说，地铁按时抵达，你可以选择不守时，其结果就是错过，并在利益相关的其它事上造成延误和损失从而达到约束的目的。 道德和宗教一样，是社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时，一种低成本的辅助工具，用以降低维持秩序的成本。

密度升级

在《 F2：底层逻辑 》中讲过：农耕文明安土重迁，方寸之间的资源争夺是零和博弈，因为关乎生死，所以崇尚权谋，以欺诈为智慧，而且不择手段——既然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无法解决，那就只能通过消灭人来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

80年代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昔日被遣送到乡下的知青们不仅被城市接纳和吸收，还成为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主要参与者。许多人都认为上山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其实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的人口由建国初的4亿增长到8亿，当时的青年正是建国之后出生的主力军，都到了就业的年纪，即便军公教扩充也吸纳不了多出来的这么多就业大军。所以，只能上山下乡，把人遣散到农村里去慢慢消耗掉…

乡镇企业的崛起完全出乎政策规划者的意料之外。不仅仅吸纳了就业，还像织网一样，不断为干涸的经济体编织更高密度的协作网络。这些如同蝼蚁般卑微的生命，凭借求生的本能，在夹缝中不断腾挪，无形中雕塑出精度和密度都越来越高的社会经济体和社会底层结构。

被后世大书特书的分田到户并没有那么显著的效果——把集约化的生产重新打散回家庭承包的小农经济，其实是一种倒退，它所调动的个人积极性影响力非常有限。真正改变农村的是化肥和农机的广泛应用，以及杂交水稻品种的技术改进，而化肥和农机的广泛应用，源于外部落差的挤压——德国政府主动提出贷款50亿马克，大众公司转移其轿车技术和生产线，在上海培育出连续18年占据中国轿车市场的经典品牌——桑塔拉桥车。1985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免费赠送两条生产线，并转让配套生产技术。日本的疫苗公司主动捐赠了疫苗生产线。两个落差巨大的海平面一旦联通，无论是资金，技术，管理，观念都像决堤于千仞之上形成的瀑布，不断提高原有社会分工和协作的密度，同时让越来越多的蝼蚁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打破结构的内在力量是科技树升级和组织度跃升，综合而言，就是社会经济分工协作的密度提高。这种密度的提高能够指数级的增强整个体系的能量，造成人群的分化和新势力的崛起。同时，重塑社会底层结构和人的精神结构。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微不足道的蚂蚁们，凭借着求生的本能，前仆后继的探索，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底层的社会结构，继而重塑个体与整体，为社会的升级和底层逻辑的切换积蓄着内生的力量。

生生不息

大概十五年以前，德国前总理和前外长在一个关于中国的主题活动中说： 无论是谁在治理中国，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就能够重新凝聚起来并再次崛起。 美国哈弗的一个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西方上古的神话都是讲述如何顺从于神灵的旨意，唯有中国的神话强调的是自身的努力——与诺亚方舟对应的中国神话是大禹治水，除此之外，还有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上古的神话反应的是一个民族最原始的精神内核，中国古代的所有神话所呈现出来的都不是逆来顺受的顺从，而是抗争——无论需要多久的时间，无论遭遇多大的艰难险阻，也无论要面对的是谁，中国的先民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抗争！

美国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二百多年，还远不到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中晚期。更别说经历分分合合的轮回。美国开国至今，还未经历过衰亡的低谷，更没有成功爬过亡国灭种的死亡边缘—— 谁都年轻过，都曾经意气风发，你老过吗？你还没有衰老过，所以今天下结论还言之尚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曾经和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我们曾经和古巴比伦人一样摆弄青铜器；我们曾经和古希腊人一起隔空思辨；我们曾经和古罗马人一样东征西讨；我们曾经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当我们再次坐在牌桌前，玩家已经换了好几拨人。

所有的伟大都是由后往前追溯的。真的英雄从来未被主角光环所笼罩，仅仅凭借着求生的本能，向一切可能的方向，前仆后继的探索，杀出一条连接未知的血路。虽微不足道，却又生生不息！

此情此景，当赋诗以歌之！

谨向你、我、他等不甘受命运摆布的蝼蚁们致敬 ：

花开在眼前， 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 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 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

花开在眼前， 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 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 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

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 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 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 不知道爱你有没有边。

只知道花开在眼前， 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我痴恋着你被岁月追逐的容颜...

提问到知识星球：守夜人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