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非典）抗击中不为人知的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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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 刘又宁：《用生命铸成的历史—纪念抗击“SARS”胜利十周年》
• 刘又宁：《从 SARS 到 H7N9 禽流感—十年巨变》
• 蔡柏蔷：《为了忘却的历程-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迎战 SARS 回忆录》
• 王广发：《亲历 SARS 》
• 殷凯生：《抗击 SARS 战斗中的几件事》
• 参考

说明

SARS 抗击 10 周年的时候，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编纂了一本小册子——《SARS 十年回响，中国呼吸界的情感和思考》，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其中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刘又宁的两篇文章记录的更为翔实。

刘又宁：《用生命铸成的历史—纪念抗击“SARS”胜利十周年》

刘又宁，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

全世界首例 SARS 并非发生在广州市也不是发生在 2003 年，而是 2002 年 12 月在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首先被发现。患者是位黄姓 35 岁男性厨师，出现原因不明的高热、呼吸急促、双肺阴影并迅速进展至急性呼吸衰竭。

次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又接诊了 1 位郭姓 40 岁出租车司机，临床表现与黄姓患者完全相似，但 2 人素不相识，也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最早接诊这 2 例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叶钧强，他是第 1 位被传染上 SARS 的医务人员，后来因病重送到外院抢救。

此后，很快与上述 2 例患者有过接触的 8 名医务人员先后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其中有 2 名护士正在怀孕期间，1 位不幸流产，1 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

当初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吸烟不得非典”的流传，其实原因很简单：第 1 批染病的多数是医务人员，其中以与患者密切、频繁接触的护士为多，而我国护士皆为女性，绝少有吸烟者……

2003 年 1 月 2 日，广东省卫生厅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学专家组成的最初的专家组，由时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的萧正伦任组长，临床专家还有黄文杰与邓子德，据我所知后 2 位专家也在工作中不幸染病。

2002 年 12 月 26 日与 2003 年 1 月 4 日，距河源市数百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 2 名厨师发病，紧接着与河源市情况惊人的相似，又有 5 名工作人员病倒。

2003 年的大年初五，邓练贤所在的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已病倒了 20 余位医护人员，其中 5 人是科主任，3 人是正、副党支部书记，8 人是共产党员。

邓练贤是自己走进隔离区的，为了缓解气氛和安慰家人还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妻子朱秀娟赶到时，邓已进到隔离区内，匆忙中准备的牙具等日用品也无法交给丈夫了，只能远远地注视着、期盼着，岂知，从此丈夫再也没能回到家。

2003 年 2 月 7—9 日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有史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为抢救患者，第 1 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 2 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 3 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院共有 93 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最初中山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 5 层楼，最早收治 SARS 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竟无法控制住自己，索性为病倒了的战友们嚎啕大哭起来，没想到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

在 2003 年 1—3 月这段时间内，我利用一切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曾在北京、西安、山东、四川和东北等地，对我的同行们大声疾呼，要他们尽早做好“迎接不明原因肺炎的挑战”，“大家迟早都要面临这一问题，不如尽早主动做些准备”。虽然当时媒体是忌讳讨论这一问题的，也有个别同行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没能由相关部门出面，正式地、大张旗鼓地作出。

3 月 1 日凌晨，在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陪同下，120救护车从太原载来 1 位于姓 27 岁的女性患者，该患者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 1 周多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家属要求转到最好的医院，才来到解放军总医院。

在当地虽然也有人怀疑该患者可能是“非典”，但患者最终仍被告知是“感冒”、“普通肺炎，不会传染”。因时值周末，患者在急诊留观 1 天半，3 月 3 日收入呼吸科病房。根据病史与既往治疗反应，接诊的佘丹阳医生等已断定该患者就是广东的“非典”。但要知道当时北京正值“两会”期间，要想对北京的患者作出“非典”的诊断是需要足够胆量与勇气的。

作为院专家组长的我，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决定作出了一件“错事”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好事之一，那就是向院里建议采取了“非常措施”，将病重的本院医务人员 SARS 患者留在院内隔离治疗，而并没有按规定转往指定医院，在技术上的处理就是将他们定为“疑似”患者，而非确诊患者。

几位本院重症患者所有相关治疗措施，甚至每一张处方都由我亲自决定。其中 1 位护士长和1位年轻机关干部迅速出现 ARDS，其严重程度不逊于我曾看过的任何其他患者，但最终仍获治愈。遗憾的是，因于某一家的转入，解放军第302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先后被感染，其中包括当时已 74 岁的姜素椿大夫，他们是北京市最早一批在工作岗位上病倒的医务人员。

广东 SARS 流行之初，多数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北京两会的召开和安定人心，处于“政治挂帅”的考量，决策者们当初宁愿对其轻描淡写。如前所述，广东专家组对这种未知疾病的最初定义是“不明原因的肺炎”，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

后来，因为在死者剖检中找到类似衣原体的成分，有关部门就匆忙地宣布 SARS 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如果确系衣原体引起称为“非典型肺炎”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是最终证明 SARS 是由病毒引起，尸体上分离到的“衣原体”可能只不过是患者终末期感染或定植的微生物之一。

钟南山院士在广州亲自挂帅后，第 1 个公开提出 SARS 并非衣原体引起的，其元凶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病毒，并与香港同道合作，进一步证实。

据报道，北京首例 SARS 患者于某的父亲，因担心女儿的病情，曾在互联网上查询，得到的答案是：“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的危险”。岂能想到，就是这最轻的肺炎最终却夺去他家数口人的性命！

记得当时中华医学会曾召集有关专家讨论 SARS 的命名，包括已故的翁心植教授在内的所有参会者都不同意“非典”这一命名，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至今国内公共媒体仍称 SARS 为“非典”，而学术杂志上两种名称都用，因“非典”国外是不承认的。

在应对SARS之初主管部门是犯了大错，否则也不会有相关高官被撤职，政府高层如不能及时出面纠正，一个小小的未知病毒险些造成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危机。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回顾历史，关键时刻总会有关键人物及时登场。天时地利所使，钟南山院士第 1 个站出来否认了 SARS 是衣原体所致，主张尽量排除干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应对这场危机。

当时我国学者几乎与国外同时，甚至更早些分离到了 SARS 病毒，但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以公布，这不仅仅是埋没了科研人员的功劳，也使我们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

当时曾有 1 位与蒋介石先生同姓的某医院退休大夫，是他第 1 个在互联网上披露了 SARS 流行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以此为契机，终于有关部门采取了更公开、更果断的必要措施，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与共产党员的我，很难赞成蒋大夫的做法，但不可否认，蒋大夫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 SARS 的透明化，据我所知有关部门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蒋大夫的做法，对其也十分宽容且充满了爱心。

全国究竟有多少医务人员牺牲在抗击 SARS 的战场，我估计会占到因 SARS 失去生命者的 5%。

至今虽然十年已过去了，但有些关于 SARS 的根本问题仍然不够清楚。

首先， SARS 突然发生，突然离去，在 2003 年那次大流行之后，除偶然发生了2次与实验室有关的个别极小范围的流行外，就没有再发生过。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独特的表现与绝大多数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深思。

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否定 SARS 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泄漏。因 SARS 一去而不复归，我们花了大力气、大本钱制作的疫苗自然也就将长期封存。许多著名专家斩钉截铁般地预言，“ SARS 将像流感那样经常伴随着我们”恐怕也“有幸”言空。

其次，SARS病毒到底来自何处，不得不说至今仍是谜。

再有，为什么有的患者能成为“毒王”，其身上携带的毒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可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而有些确诊为 SARS 的患者却几乎没有什么传染性？

刘又宁：《从 SARS 到 H7N9 禽流感—十年巨变》

刘又宁，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

SARS 最早是在 2002 年 12 月广东河源市人民医院被发现的，此后从广东流传到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全国各地，并累及全世界 32 个国家和地区。

到 2003 年 6 月底，仅中国内地就有 5327 人患病，348 人死亡，另有香港 1755 人患病、300 人死亡，台湾 665 人患病、180 人死亡，澳门 1 人患病无死亡。全世界共有 8460 人患病，808 人死亡。

除生命健康的损失外，SARS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整个社会与人们心理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作为一名在第一线工作过的医务人员，本人认为 SARS 留下的遗憾与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1. SARS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当初有关信息的公布不透明，严重延迟，对SARS的危害缺乏足够认识，没能在发病当初采取果断措施，尽量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与少数人之间；

2. SARS起源于中国，我国患病与死亡人数最多，但真正的致病原却最先在国外得到确认。国内有关部门不经充分论证就匆促宣布了不靠谱的“衣原体”说，在世界面前丢尽了中国医务人员的脸面；

3. 错误地将SARS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对治疗起到误导作用，以至于从疾病早期开始大多数病例都接受了氟喹诺酮与大环内酯等针对性抗生素治疗，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也增加了药物的副作用；

4. 虽经长期多方努力与国际间合作，至今导致 SARS 的冠状病毒究竟来自何方，怎样传给人仍不清楚；

5. 因缺少统一方案与总结、交流，相当一部分病人过早、过大剂量、过大疗程地应用了肾上腺皮质激素，以致造成了股骨头坏死等严重后遗症。

蔡柏蔷：《为了忘却的历程-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迎战 SARS 回忆录》

蔡柏蔷，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

2003 年春节后，广东出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消息传到北京，人们抢购「板蓝根」；

2 月 7 日，李龙芸教授参加北京专家会议，听取广东疫情报告，多数专家认为是病毒感染；

2 月 12 日，北京协和医院大内科主任沈悌教授，要求大查房时向全体内科医生讲述「非典型肺炎」；

3 月 5 日，301 医院出现北京第一病例，3 月 8 日 301 医院呼吸内科刘又宁主任透露该消息；

3 月 12 日，蔡柏蔷教授第一次向全体病房医师、护士发出了“非典”的警报，告诉大家“非典”已到了北京；

3 月 17 日，收治 301 医院第一例患者的陪床，3 月 24 日 收治从东南亚回来的病患，3 月 25 日，李学旺院长召集了呼吸内科、感染内科全体医师和研究生会议，“非典”期间的第一次战前动员令；

4 月 6 日，总理和副总理主持非典型肺炎疫情研讨会，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当日去世；

4 月 9 日，派克·阿罗的翻译到协和医院特需门诊，确诊为 SARS ，请清洁工消毒诊室。惊动了特需 8 层，如同炸了锅似的，几乎所有患者、家属纷纷逃离。当蔡柏蔷更换工作服和听诊器重返诊室时，已空无一人；

4 月 10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刘谦书记主持 SARS 院校工作会议，蔡柏蔷教授反映，目前 SARS 的斗争中，社会上对医务人员存在着一种歧视和回避态度，尤其是对呼吸内科、感染科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由于有可能接触到 SARS 患者，社会上不少群众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准他们坐车、进办公室和到饭堂进餐。他们的家属不能正常上班，子女被拒绝入学和入托；

4 月 11 日，西院 SARS 病房开始运转；

4 月 20 日，北京出现 SARS 继发病例，SARS 病例数达 339 例；

5 月 14 日，国内外第一本供临床医师阅读的“SARS”正规医学教材出版；

5 月下旬，SARS 在北京的流行已受到初步遏制，SARS 疫情得到显著缓解。每日发病病例数已逐渐降到个位数，到 6 月份已经连续多日无 SARS 病例发生；

6 月 24 日，WHO 取消北京旅行限制，从疫区名单删除。

王广发：《亲历 SARS 》

王广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10 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党政换届的敏感时期，广州的非典型肺炎在当地虽然已经沸沸扬扬，而北京还是极少听到准确的消息。而且当时认定的病原是衣原体，这或多或少麻痹了北京的医务人员。

3 月 20 日，北大医院一名护士出现了被感染的症状。继而病人三三两两出现在门诊、急诊，然而公布的疫情远低于当时的感受。记得当时北大医院已经有 10 多名患者，而公布出来的消息大概是 30 多人。作为临床大夫，我们对这一数字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北京就算 10 家大医院，每家 10 名患者，也已超出了报告的数目。疫情日益严重，开始患者诊断后还能转到传染病医院，后来就无法转了。

中央开始动用一些特殊手段。例如不单纯从行政体系听取意见，而是走了非常规渠道来收集基层的意见和建议。

殷凯生：《抗击 SARS 战斗中的几件事》

殷凯生，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在 5 月下旬，卫生厅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我省苏北某县最近打了一个书面报告，要求对该县原先诊断为 SARS 的患者“平反”。主要原因是“国际龙虾节”就要到了，他们担心这个病例的诊断会影响“国际龙虾节”的正常举办。

当我们 3 人组成的省专家组抵达后，受到了县政府3套班子领导的热情欢迎。吃中饭时，县长和书记都反复强调，这名患者虽然发病前在北京工作，但不在“疫区”，所做工作是“后勤”。不能诊断为“非典”。并一再强调“国际龙虾节”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的领导公开说：“殷教授，只要你帮我们把这个病人的非典诊断排除了，就是为我们县创造了 2000 多万元的经济收入，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席间做陪的当地3名专家虽也表示附和态度，但我听起来总觉得他们的态度有一些暧昧。

尽管当地领导要留我们吃了晚饭后回去，我还是坚持中饭后立即开始工作。下午省市专家组开会前，我首先要求当地所有领导离开会场。没有想到的是，领导离场后当地专家组 3 名专家争先恐后地举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名女患者生病前在北京从事色情服务，当地有不少非典病人，其临床和实验检查也都符合 SARS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诊，6 名专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我们不应因经济或政治原因为她“平反”。

参考

1. 李佶澳的博客

 认知感悟